早在知道汕尾這個地方之前，我就知道海陸豐了。
記得在某民國史上讀過，海陸豐民風極其彪悍，械鬥遠較省內其他地方為多，甚難管理。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海陸豐還發生暴動，死傷枕籍。
這是發生在1927年末的「海陸豐暴動」，由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彭湃領導。隨後還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蘇維埃地方政權「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一共只存在了兩個月左右，便被張發奎率領的革命軍平定。中共當時的土改政策是「有土皆豪，凡紳必劣」，所以在某些民國史裡，這是一段殘忍血腥的「紅色恐怖」。
順便說一句，與彭湃有瓜葛的陳炯明也是海[……]
當他們在騎車時，他們在幹什麼？
我不知道別人，當我的身體往復地進行機械運動時，大腦往往天馬行空。
比如，從道路不利於自行車與行人，我想到了言論自由是民主的基礎。今天我多是在馬路上騎車，而且必須如此，因為人行道消失了。情況並未因此變好，不管是鄉道省道還是國道，非機動車道依舊欠奉，甚至連路肩也是遮遮掩掩，幾乎不出現。我對這個設計有意見，卻不知該說給誰聽，更怕是說給誰聽也沒用。但若在另一種情形下，或許我可以在地方報紙或其他媒體上就此事「罵當局」，也可以直接向政府投訴，其他讀者或在朝人士自然可以反駁[……]
一切都變得有點生疏了。關於騎單車和單車旅行。
快兩個月沒有騎車了，連通勤都沒有。迫不及待地上車，騎了幾個小時後竟然發覺屁股有點疼——這是好多年前我第一次騎車遠行時才會發生的事。
這一路，也不大像是單車旅行的樣子——由始至終，我竟然一直在人行道上騎車。深圳的規矩，地方都盡可能地用來給汽車修路，非機動車和行人常常摩肩接踵於人行道上，而且人行道常常體現出一種吝嗇的設計風格。這或許是一座迅猛發展的年輕城市所「不能避免」的過於自信與不周全——包括她知錯不改的氣節。但話說回來，能把人行道從市區不間斷地修[……]
苗德嵗先生在《譯者序》一開篇寫道：「名著如同名人，對其評頭品足者多，而對其親閱親知者少。達爾文及其《物種起源》便是這一現象的顯明例子之一。」這讓我很慚愧。
長久以來，除了知道人是從「猴子」變來的（這其實不是《物種起源》的直接結論），我對「進化論」的認知差不多等於這個不知從來哪裡聽來的例子——古長勁鹿本來沒有那麼長的脖子，但非洲草原的食物競爭過於激烈，長頸鹿的祖先為了生存轉而採食樹梢上的葉子，脖子終於越變越長，直至變成今天的長頸鹿。——這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明證。
乍一聽這個例子講得通，[……]
有一些名字，似曾相識，卻不能確切地知道名字後面是誰，有何作為。「汪曾祺」便是其一。
我一直以為他屬於「流落」台灣的那批人，也總是莫名地把他和余光中聯繫在一起。事實上，他可能從沒離開過大陸，也不以詩名。
汪曾祺1920年生於江蘇高郵，1997年歿於北京。早年在西南聯大（昆明）中文系讀書，師從沈從文，據說在寫作方面還特別得到老師的指點。因為48年沈從文四處託人，為在北平已失業半年的汪找到了工作，可想這一說法不虛。
得到歷史博物館的工作後不久，汪參加了解放軍，從此一改「頹勢」。雖然58年也當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