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德嵗先生在《譯者序》一開篇寫道：「名著如同名人，對其評頭品足者多，而對其親閱親知者少。達爾文及其《物種起源》便是這一現象的顯明例子之一。」這讓我很慚愧。
長久以來，除了知道人是從「猴子」變來的（這其實不是《物種起源》的直接結論），我對「進化論」的認知差不多等於這個不知從來哪裡聽來的例子——古長勁鹿本來沒有那麼長的脖子，但非洲草原的食物競爭過於激烈，長頸鹿的祖先為了生存轉而採食樹梢上的葉子，脖子終於越變越長，直至變成今天的長頸鹿。——這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明證。
乍一聽這個例子講得通，[……]
有一些名字，似曾相識，卻不能確切地知道名字後面是誰，有何作為。「汪曾祺」便是其一。
我一直以為他屬於「流落」台灣的那批人，也總是莫名地把他和余光中聯繫在一起。事實上，他可能從沒離開過大陸，也不以詩名。
汪曾祺1920年生於江蘇高郵，1997年歿於北京。早年在西南聯大（昆明）中文系讀書，師從沈從文，據說在寫作方面還特別得到老師的指點。因為48年沈從文四處託人，為在北平已失業半年的汪找到了工作，可想這一說法不虛。
得到歷史博物館的工作後不久，汪參加了解放軍，從此一改「頹勢」。雖然58年也當過「[……]
十年浩劫之后，政治氣氛相對寬鬆，思想的禁錮也稍放開。小心的試探后，人們開始貪婪地享用語錄與樣板戲之外的各種精神食量，拼命補償錯過的光陰。那是新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
但創痛畢竟太深，作家們齊齊用文字舔舐傷口，控訴罪惡，反思國家民族之前途。雖然鄧總設計師評價說「哭哭啼啼，沒有出息」，但「傷痕文學」終究成了當時的主流文學思潮。隨之而來的「反思文學」雖然立意甚佳，但給文學賦予崇高的政治使命，終歸是烏鴉笑豬黑。
在此氛圍中，阿城的處女作《棋王》發表在1984年的《上海文學》上，次年便獲得了全國優秀中篇[……]
初中時學校開過一學期的文言書信入門課，由一位頭髮灰白的戴眼鏡的老先生講授。自己愚魯，當時就沒學好，時至今日，老師所教的早已璧還。
我早先認為文言書信最麻煩的是那些客套話。敬語因人因事因時而異，不可混用，更何況那些客套話還喜歡用「生僻字」；即便都記住了，應置之於信中何處，也頗讓人撓頭。
後來偶爾在書上或博物館見到古代信扎，注意到古人雖不用現代標點符號，但行文時忽而空格，忽而另起一行——有時甚至高出正文一兩個字，忽而減小字號……書信的格式遵循什麼章法，從沒有人教過，也很費解。
在電話微信以前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