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与刘先生

前一阵子,有中国人刘氏被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了和平之奖(Nobels Fredspris)。拥护者必弹冠相庆,而国内波澜不惊,因很多人恐不知刘氏,更不知刘氏所做何事。

刘氏获奖与其起草倡导的《*零*八*宪*章*》有莫大关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声明推崇了刘氏“长期以来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的斗争”和他“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努力”,并据此授奖。这似乎是在短时间内继奥巴马总统之后接连第二位因言受奖的人。

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

——诺贝尔遗嘱所订立之和平奖宗旨

作为扎根生长于中国的小民,中国之病人莫不知,人莫不言,只是难在少有人有把握开方治病。得奖之事发生后我拜读了刘氏等人所倡导并会签的宪章全文,本期望受当头棒喝醍醐灌顶,结果殊出意表。此谓《宪章》者让我觉得不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敏感词的扩句版本,反反复复不过是口号与主张,但遍寻不着该“怎么办”。而据(维基百科)说明,此空洞的《宪章》在海外得到了余英时等人的响应,虽不知究竟如何“响应”,但着实让我惊诧,因余英时受衣钵于钱穆先生,钱穆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全心全意逆扬中华传统文化,而此《宪章》已全盘“西化”或“现代化”无疑,其视中国漫长政治历史如敝屣,只见“皇权”、“专制”与“绝对集权”,急不可耐地否定,恐尤与钱先生主张不合。

刘氏等人心存理性,能看到并指出中国之病,是可喜;而看病之后须因病施治,让病体恢复健康与活力,是谓建设性。若空喊德先生便可救国安邦,中国早已称雄宇宙,可事实上国家成败岂能仅视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共和、宪政为准绳,面对全新世界,中国数辈人都没有发现一副可以通治百病的药。从保皇、立宪、共和到共产主义,后三者最初无不是以全盘西化为宗旨,但轮流治到如今,流弊人所共知,也促使了刘氏辈有创《宪章》之举。

非制度本身不是,或许不过是制度无法被准确复制严格执行实施,可再深一步言,或许制度是好可并不适合。孟子曾经曰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之红花需人事之绿叶扶持,因制度之产生根源于各民族不同的生存环境与历史发展,时异则事异,还经过无数传承演变而内化为该民族之文化传统,方可接受运用自如,如是亘古不绝。

大国凋零,先辈救国心切便匆匆地学习于西方,先从器物开始,后及制度,但仍采用照抄照搬的办法,但无奈新制度与中国自身旧传统大相径庭,即所谓“民智未开”,人民不能理解,遑论由衷接受。于是乎礼乐早已崩坏,而新制度又迟迟处于beta版本中,痛苦难当。但既然下定决心走此路不回头,则虽跌跌撞撞难免,但终会有新制度与“旧文化”磨合如一的一天,虽难知“新”“旧”如何分体用。期间若急功近利揠苗助长,实无补于事。

刘氏等人若当真心存天下,以复兴中华为己任,我倒乐观其成。但国家事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岂是如此“肤浅”的政治主张即可担当。当年孙中山先生所倡《三民主义》,去糟粕取精华,既存中国之本,又借西方制度之用,可谓体大思深,可经数辈也难见其成,而刘氏等全盘西化的粗线条主义轻易抛出,难道不怕再陷国家于数十载之动乱不安?还望三思。

而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一奖授予刘氏者,也让我难以理解,且不论西人是否别有用心,仅就技术角度而言,刘氏虽然在上层华人知识分子与追随西方者之间可能余波荡漾,但在国内普通民众间鲜有人知(无论是否由于可以指摘的原因),影响力着实有限。所以奖励其在中国推动德先生所做的贡献,不知贡献何在?

进而言之,中国为推动改革与进步的人不计其数,为何单奖刘氏?推动改革与进步的方法也不只一种,为何单奖“人*权”与“民主”?其所奖励的究竟是“推动中国发展”还是“推动民主人*权”本身!难不成只因为其所倡导者与西方思想明暗皆合?西人平常都提倡“多样性”,为何却又除了资本主义与民主社会之外概不接受?鞋合不合脚,本人当最清楚,西人不免过于操心了。

国家之事,肉食者谋之,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刘氏若一心为国,不存私心私见,并能更加务实,我很乐观其成。而至于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如果只是发奖,他们爱发谁发谁,至于刘氏还是奥巴马或是前原诚司都不干我的事,但如果奖杯里藏有叵测居心,则不免斯文扫地,恐怕让诺贝尔先生泉下也难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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