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顯惠《夾邊溝記事》

你還記得餓是什麼感覺麼?

不是下午茶之前的那種餓,是四肢乏力、舉步維艱、頭暈目眩、畏寒、全身發抖,直至發虛汗的那種餓,或更甚。我常騎單車旅行,若去偏僻地方,難免有時補給匱乏,加之體力消耗大,偶有這種程度的飢餓體驗。飢餓來臨時,身體與意識似乎都在慢慢離你遠去。幸好,只需捱過個把小時,又能遇到人煙,找到食物;可設想這飢餓持續數日、數月,甚至數年,又會如何?

會死。

這就是「」歷史的基本事實。夾邊溝是地名,屬甘肅省酒泉市金塔縣,西南去酒泉約30公里,其地處祁連山之北,巴丹吉林沙漠西緣,面積200多平方公里。此地多戈壁荒灘,乾燥少雨,風沙猖獗,土地貧瘠且鹽鹼化嚴重。1957年反右,「夾邊溝農場」被改爲「勞教農場」,大批「右派分子」被源源不斷地從甘肅各地送來接受「勞動教育」。(勞教不同於勞改,勞改是刑罰,有刑期,受勞改者爲犯人身份;勞教理論上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算犯罪,勞教者非犯人,期限不固定)其接收的右派人數大約佔全省右派的21%。1958年最高峯時,夾邊溝農場向勞改局報告的人數爲3074人,包括女性32人——事實上,在夾邊溝的勞教人員,最高峯時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因爲不合理、無休止的高強度勞動,缺少避寒的庇護所,且日益減少的糧食配給,從58年冬天開始,右派大量死亡——初到夾邊溝時每人每月配給40斤糧食,58年後減至30斤、24斤、15斤……直至每人一天只有不到7兩糧食(舊制一市斤有16兩,7兩不足半斤,約等於現在一隻可頌麵包的重量),所供應的也不是白麪,而是粗糧加上樹葉等磨成粉,煮成糊糊,無油少鹽。及至1960年末,中央糾正甘肅省委的極左路線,61年元旦開始「搶救人命」,活着離開夾邊溝的倖存者只有500來人。

廣義上講的「夾邊溝」,除了夾邊溝勞教農場,還包括周邊的數十所農場,如新添墩、高臺、飲馬三場、十工、四工、下清河等。甚至遠至青海,如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中陸焉識被發配到青海湖附近的農場,其情形與夾邊溝類似,程度或有不同。

奧斯維辛留給後人的是悲憤,甚至是仇恨,因爲那是敵人的罪行;古拉格留給後人的是沉痛,無法言說的沉痛,因爲它來自於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夾邊溝」留下也是同樣的一種沉痛。

「夾邊溝」更是讓人扼腕痛惜的,因爲在建設新國家亟需人才的時候,它卻有系統地消滅了知識分子。當年支援大西北建設,甘肅麇集了全國各地的人才,甚至海外歸國學子,所以後來命喪夾邊溝的「反」「壞」「右」當中有不少名人、能人。比如留美水利專家傅作恭,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受時任水利部長的二哥傅作義之召喚,回國報效,支援西部建設,但因與省委第一書記張仲春意見不合,被打成「右派」,60年冬死在場部的豬圈旁——餓的不行,想去扣點豬食吃,結果起不來,倒斃於豬圈,後屍體被大雪覆蓋,直至來年春天才被發現。再比如翻譯家黃席羣,李宗仁代總統時期,派張治中與共產黨談判,黃任英文翻譯(時美國仍在斡旋),解放後不少著名翻譯家都是其弟子。再比如改革開放後名噪一時的美學家高爾泰(我第一次詳細的知道夾邊溝故事,就是拜讀了其自傳《尋找家園》)……至於那些還來不及讓才能發光發熱,來不及名垂青史卻又有才華的人,就更不可計數了。

(當我寫下這一段時,我心中暗暗問自己:同樣的生命,但若死在戈壁荒灘的是三千愚夫愚婦,甚至是勞改罪犯,我還會抱有同樣的悲慟惋惜麼?……我不敢回答。)

這本書被歸類爲小說,甚至不算報告文學,但楊顯惠爲這本書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詳細的採訪,本書的所有故事乃至表達方式均依託於倖存者的口述。我認爲從內容上來看,這應該算是nonfiction(非虛構),只不過因爲題材的敏感性及當事人的意願,以及爲了進行文學的加工,這本書被劃作小說而已。同樣的例子可見馮驥才寫文革的作品《一百個人的十年》。

在揭示真實這一巨大的歷史意義之外,若單談論文學性,本書或仍存很大的進步空間,甚至《一百個人的十年》都略勝它一籌。一百個人在文革十年中的遭遇是散落的,共同的只是荒唐的時代背景;而夾邊溝裡的三千人在時間與空間上均緊密相連,既有交集又錯落——書中的故事包括了被勞教的右派、女右派、「柺棍」、就業人員、場部的幹部、右派家屬等不同的角色與角度——如果能夠以更放射性的方式——或採取其他值得嘗試的文學技巧——而不僅是平行的線性敘述,會不會讓這些材料迸發出更大的能量?

當然,真實的能量已經足夠大了。書中故事一字一淚,讓人不忍卒讀。其中有兩則故事,我印象很深。其中一則的「我」在木工組工作,一次分到去拉洋芋(土豆)的美差,結果一行九人趁機吃掉了160斤洋芋。難得飽餐一頓,但長久飢餓後胃已經不能正常蠕動,再加上吃得過多,痛不欲生,有人當天就脹死了,好在「我」只是上吐下瀉。同組的同伴牛天德——他是舊社會的大學生,從東北來到蘭州支援建設,在省建工局做工程師,當時五六十歲,文質彬彬,身體很弱——非常照顧我,一會接我吐的,一會接我瀉的,還幫我揉肚子,非常周到。第二天我稍可行動,無意間發現牛天德悄悄趴在房頂上,用他包袱布晾曬「我」昨天吐出來和排泄出來的污穢物,而他正從哪些污穢物裡揀着指頭蛋大小的洋芋疙瘩往嘴裏塞。塞了幾坨洋芋,又從粘稠物邊緣掰了一塊已經凝固的,如同掰千層餅的一角……

另一則是王永興的故事,一天他白髮蒼蒼的老父母帶着他五歲的小兒子,他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又徒步走了一天幾十里路來夾邊溝探望他。相見無言,淚如雨下。父母在他鋪上坐了一夜,轉天就走了。父親說,原想多住一天,但沒想到這裏吃的這麼難腸,怕多住一天,三口人就要多吃兩斤糧,送來的糧食就被自己吃光了。父母給王永興帶了七八斤熟麵,五六斤蒸熟後曬乾的甜菜,還有一包煮熟後曬得半乾的狗肉。王永興僅憑宰狗一事就知道,父母所沒有說明的家中的情況,如果有糧食存着,誰忍心宰狗呀!而熟麵是啥好東西?也僅才帶來七八斤!——他沒有揭穿父母的謊言,他只是爲父母來到夾邊溝餓肚子而深爲不安。父母走時把路上吃的乾糧留給了他,而王永興沒有送父母,因爲他已經沒有走路的力氣了。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也是頑強的。有人餓死,有人爲了生命而改變成另一個人,他們都不應當被歌頌,也不應當被指責。作爲旁觀者,我們對這些「別人的苦難」至少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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