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收到噩耗，四舅昨天晚上因病去世了。

他去的很疾，说是肝和肾方面的病，可能是急性肾衰竭。而且就在昨天夜里，他被送去火化了。因为他死在异乡租来的房子里，我外婆和二姨可能还要在那里住，害怕房东知道屋里死人会觉得晦气而惹出很多麻烦。迫不得已。

生时是个穷光蛋，死去时不值一钱的，如草芥如敝履。他是我的舅舅，但我和他相处的时间极短。他曾说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抱过我，我不可能留有这份记忆，而当我有印象的时候再见他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其中空白的一二十年他在新疆度过。不是旅行也不是令人敬佩的地质工作者，只不过因为他年轻时打架却“不幸地”碰上“严打”，于是被刺配边疆，将近二十年。没有人告诉我那场打架里有人牺牲，也不知道对手是谁，所以我非常不理解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能让一个贵州人被发配到新疆劳改，一去二十年。

这场道听途说的打架就是我童年里直到现在对四舅留下最深的印象，以及传奇。

我想四舅可能一辈子都在后悔那场打架，无论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的人生因此而被毁灭。一个人在天远地远的南疆劳改那么多年，把人生中最光彩的年华奉献给摘棉花修路或者别的什么乱七八糟事情。我不知道他在看到新疆壮美的风景时会有什么别样的心情。

他放羊的这二十年正好是中国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所以当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时，可以想象他需要多努力才能适应——甚至是理解——眼前的这个世界。而我猜除了摘棉花之外他们没有教他别的什么技能，所以当他回到家乡时，除了由太阳和劳动塑造出的又黑又瘦小的身体，一无长物。于是，一个“没有本事”又脱离了时代的人注定要遭到时代的淘汰——如同伟大而冷冰冰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及现实的资本主义所强调的那样。

他后来在我父母的帮助下开过一个很小的饭馆，开始时他很努力很吃苦，虽然生意惨淡但勉强也可维持。如果他继续坚持下去的话，应该也可以慢慢地重建现世的生活，至少可以养活自己。可他后来似乎被邻居（也是我们当地的社会风气）影响沾染了打麻将的习气，一点点钱很快就输光。于是后来又跟着别人出去打工，做些七七八八的事情，据说有时候也做过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

想到其作为，很多人会认为他所遭受的一切都是活该。我记得我当时听到这些消息时也很不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多么书生意气）。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一个在文革中长大，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在荷尔蒙过剩的青春期打了一架（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打架该是稀松平常的事吧），便被送到了可能之前都没有听说过的遥远地方。他去新疆的年纪我估计正是现在很多小孩用网瘾困扰他们的父母的年龄，而一个放置劳改犯的地方也不可能用鲜花和掌声来迎接这位远方的来客，即使已经没有了“杀威棒”，但我想“躲猫猫”“电击”之类的东西是不缺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小孩在离家如此远的地方处在那样的环境下会有什么样的恐惧心理，而这对他的性格和人生又会有多大的影响。当他回来时，可能满心欢喜以为可以解脱劳改生活，享受一些正常人的乐趣，却发现世界已经变化得认不出来，他原来可以依靠和指望家庭也已经因为儿女长大和社会变迁而分崩离析。父母年渐老，不富裕，很多兄弟姐妹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地想法塞满自己的荷包，没有空闲来照顾他，而他自己甚至没有任何可以养活自己的技能。你可以再想象一下这时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已经被社会抛弃，对生命也不再抱有什么希望与幻想，破罐破摔则个罢了。悲剧早已酝酿得差不多了。

而对于这样一个公民，国家也没来得及尽好自己的责任。直到上个月，在我父母的活动下，才给他争取到了一份微薄的低保——这还多少要托金融危机的福。

所以当此刻再来看，当他选择那些我们所不以为然的选择时，他的主动性或者被动性很难完全被区分清楚。当然，这些都不是他可以犯错的理由，如果他之后真的有犯错的话。这只是想说，对于很多凡人来说，剧本早已注定，一个人的命运太过渺小，无力抵抗。

如果。如果没有文革他可以好好地读书，如果他没有打那场架，如果他的过失不足以让他去新疆呆那么多的年月，如果在新疆他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如果他的家庭并不是那么穷困和分裂，如果国家可以多多给他一丁点的照顾，如果他能够安分地开他的小饭馆，如果他能够坚守他的道德，如果他少喝点酒……可惜，历史不容许假设。

死亡并不可怕，相反这恐怕正是一个解脱——解脱自身的病痛及穷困，解脱把本已贫苦的家庭拖入治疗不治之症的泥沼。很快的死亡，对于穷人而言，未必不能被理解为上天的恩赐。

草芥的一生提前落幕，白发人再一次送黑发人。虽然这是“解脱”，但一点也不能更改他的悲剧色彩。一个从小被迫离乡背井的人，至死仍然没能入家乡的土。最后不过是灰飞烟灭而已。

四舅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很快，这个地球上就再没有人会记得这么一个人的存在。我妈总说我四舅很喜欢我，无论是否为真，我想用这篇文章为他送行，这个其实我并不太了解的可悲的小人物。哀悼。

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