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人佔領美洲的歷史，是偉大的「大航海時代」的肇端，也是屬於「大征服者」科爾蒂斯、皮薩儸們的歷史——光榮的征服史，或者是印第安人頑强抵抗的史詩。——當然，近世的看法顛倒過來，變成令人不齒的殖民、壓迫與種族滅絕的不良記錄。

歐洲人對付頗具文明且人口衆多的亞洲人，花了不少力氣與時間。即便仍生活在鐵器時代的非洲，也直到19世紀才真正臣服。無論印第安人多麽落後，哪怕揮舞著木棍與石塊，成千上萬的武士也不至於敵不過第一批區區數百人的西班牙征服者。

爲什麽歐洲人這麽容易地在美洲取得成功？

克羅斯比（ Alfred W. Crosby，1931~2018 ）發表於1972年的著作《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開創性地提供了一個解題的新角度——生物學與環境的角度。他也因此被認爲是環境史研究的先驅與奠基人。

對於歐洲人看似輕而易舉的武功，克羅斯比認爲他們得感謝比刀劍厲害萬倍的生物武器——天花（Various）。

1980年5月8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人類已經消滅了天花，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被消滅的人類傳染病，但此前數千年，天花的陰影一直籠罩人類。据信天花發源於古埃及或古印度，大約在1世紀時傳入中國西南。傳入歐洲的時間不詳，至少新舊約和希臘羅馬文獻都沒有提到過這種惡疾。中世紀時天花開始定期在歐洲出現，直至十字軍東征時期，隨著人口膨脹與加速流動，爆發加劇。在15、16世紀時，天花在歐洲廣泛出現。後來在大航海時代與殖民時代遍佈全球。在18世紀中期，天花已經成爲全球主要傳染病之一。（因爲中國廣泛地采用人工種痘，影響較小。）

吃過天花之苦而活下來的歐洲人，自然具有免疫能力，而他們的印第安對手則是首次面對這種恐怖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自然毫無抵抗之力，不消幾天便成批成批地痛苦死去；甚至變成了載體，把死神帶去西班牙人還不曾涉足的地方。這種一傳十十傳百的可怖的死法，為歐洲人掃清了障礙。據估計，爲數1500萬以上印第安人死於天花與并發症的傳染。

必須澄清的是，歐洲殖民者的殘暴統治，對印第安人的虐待，以及由侵占土地、强迫勞動導致的印第安人食物供給減少等等，對這些死亡也做出的「貢獻」，并不會因爲天花而洗白。

舊世界投之以桃，新大陸報之以李。「梅毒」便是美洲給世界的回饋（亦有假説認爲類似的螺旋病毒在舊世界已然存在，但哥倫布帶回說更受支持）。這種透過人類性行爲傳播的疾病被送回歐洲這件事本身，也可為後人提供腦補征服者日常生活的素材。對梅毒的起源有不同説法，光從名字就能看出大家曾經的困惑，也能説明這種病很新鮮——意大利人稱之爲「法國佬病」，法國人則叫它「那不勒斯症」，英國人則稱它做「波爾多病」或是「西班牙症」，俄羅斯人叫它「波蘭佬病」，波蘭人叫它「日耳曼病」……在中東，這種病的名字是「歐洲膿包」，印度人則叫它「法蘭克人病」；在中國它的名字是「廣州潰瘍」或「楊梅瘡」（《本草綱目》對梅毒的流行有詳細的記載），而日本人則冠之「唐瘡」（或者「葡萄牙佬病」）……直到19世紀，Syphilis才成爲全球通用的標準定名。

梅毒可以通過抗生素有效治療，但至今仍未絕跡。梅毒在舊世界流行造成的影響顯然不能跟天花對美洲的改造對比。梅毒一度可能還屬於「富貴病」，除了哥倫布本人，像亨利八世、伊凡雷帝、同治皇帝，還有叔本華、舒伯特、梵高、高更、王爾德等等都是病友。

除了致命的疾病，歐洲人帶去的生物也永久性地改變了美洲的生態環境甚至地貌——他們中的很多在當時與現在都被認爲是積極的結果，比如馬、水牛、豬、綿羊、小麥。這些生物在新大陸普遍適應良好，也得益於這些交通工具與食物，殖民者才能快速地挺進内陸，占領印第安人的地盤。

另一方面來説，美洲大陸的自然與氣候環境對於想在那裏扎根的歐洲人來説也不是天堂，首先到來的若不是勤勞能幹的西班牙人，恐怕世界史的時間順序會有所改變。

從新大陸傳播至世界各個角落的禮物自然也不少，比如每天都可能遇到的土豆、玉米、辣椒、番茄、四季豆、花生、番薯、菠蘿、可可……這些饋贈不光改變了我們的食譜，更是改變了人口數量與分佈。從16世紀開始美洲作物在歐洲種植，然後快速傳播到全世界，在17、18世紀時在很多地區甚至成爲主食。這些新食物對各國應對大饑荒的作用以促成人口爆炸的巨大影響（要知道，即便到今天，這個世界還有不少人每天都得面對飢餓的問題），各位只需稍稍查一下文獻便可知道。因爲作物的變化，耕作方式也相應的變化，人口增加，物資的供需以及生活方式自然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凡此種種，牽一髮而動全身，某種意義上，美洲為舊世界貢獻的食物，決定了這世界今天的樣子。

以上所説的，想必多數人都不會感到陌生，這是信息時代的好處；但在評價這本書時，必須考慮到70年代普遍的歷史觀，物種大交換的觀點對多數人怕是陌生的。書中的很多知識已然成爲今天的常識，這是這本書的功勞。

今之視昔，若有人重寫本書，想來應該能跳出「歐洲中心論」的窠臼，采用更多元的視角吧。歷史上的物種交換其實并不限於美洲，比如在公元前一百年，商旅們從中國給地中海世界帶去了各種種子，包括櫻桃；中國也收穫了葡萄、苜蓿、驢子等等，或許還互相饋贈了天花、麻疹。中國與東南亞世界之間也交換了不少農作物、害蟲與疾病，比如占城稻（占城即今越南）——一些歷史學家們相信，這種早熟品種的引進，令中國糧食產量自十三世紀起豐足，也為宋、明兩朝的強盛國力與繁榮打下基礎。

除了多元化，也許也能出離於「人類中心論」，更花些力氣看看我們的交換對氣候與地貌造成了什麽樣的影響。

最後，感謝台灣譯者鄭明萱。通順流暢，用詞準確，比起大陸流行的「翻譯腔」，更對我的胃口。

是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