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欠了不少書債。這本書篇幅不長，早就讀完，加上近來香江有事，略有所感，就先還了這一篇。

本文述而不作。

先説説民主。民主，是西方特有的名詞，原本不存在於傳統的中國儒家的論述當中，但儒家傳統中同樣有許多因子，引導著中國知識分子對民主的向往。胡適之曾説希望民主有一天在中國實現，直接由老百姓一人一票，選出總統，選出執政者，只有這樣的一個選舉過程，轉移政權才不是什麽可怕的事情，才可以說和平的轉移，鷄犬不驚。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向追求的目標，但在我們的歷史上——雖然我們有許許多多的好處——不論儒家、道家或是佛教都沒能解決這個問題，過去我們只有一個方式結束一個政權，那就是暴力的革命，用武力來推翻。王朝興衰，避不開殺人流血，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很大的悲劇。

十九世紀的後期知識分子，他們直接或間接地瞭解了歐洲和美國的情況后，認爲美國好像是中國的堯舜時代。他們想象中的西方政治，用和平、民主的方式建立政權，然後又可以民主的方式轉移政權，是一件偉大的事。且不論他們的認知是否全面，如果中國沒有堯舜的傳説，民主觀念就很難傳得過來，因爲大家就不會想到民主有什麽好處。另一方面，接受這些觀點的人，不論王韜、康有爲、郭嵩燾、嚴復等等，都不是所謂的激進學者，而是受儒家教育很深的人。早期擁護西方民主的人，都是後來稱爲「遺老」的人，一直到五·四。

任何制度必然要建立在人事的基礎上，互相支援，所謂「徒法不足以為治，徒善不足以自行」，憑空嫁接一種政治制度，無論它本身有多完美，都不可能成行。民主必定需要文化背景。沒有文化背景，不容易發展出有品質的民主觀念。就像前引胡適之的話，如果理解成他只希望實現直選，就太粗淺了。民主選舉一人一票，是很了不得的制度發明，但這只是「量」的問題，一人一票可以變成多數人的專制。如果沒有對少數人的尊重，沒有文化的成分，這種「民主」反而會造成破壞。柏拉圖認爲雅典的民主是低品質的，因爲它把蘇格拉底判了死刑；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系統裏，民主也是相當低的一種制度，便是這個緣故。

而美國一下子就建立了一個相當完善的民主制度，正是得益於歐洲、法國的啓蒙運動的影響，民主得到了人文的助力（當然，你也可以說，只不過得益於那區區二三十人，這話要説開，又説不完，且不表）。

那問題來了，儒家傳統提供了接納民主思想的最初的溫床，但爲什麽它始終沒在神州大陸扎下根？

這當中原因複雜，不容在此討論。單説一點，人文能幫助民主，但人文并非狹義的與自然科學相對人文學（the humanities），而是廣義的背景文化。西方民主的背景文化，從文是藝復興的人文主義開始的，在西方近代文化中「人文主義的教育」也不斷發展。不光領導階層必須通過人文修養增進領導能力，民主社會的一般成員也同樣需要人文修養。現代社會愈來愈複雜，一個現代公民若不能具備「通識」，便根本無法判斷公共政策的得失而定其取捨。

如何才能取得通識？西方現代大學所重視的「通識教育」便是爲了這一目的而特別設計，也源自其傳統的人文主義教育。「通識」與「專業」相反，强調各類知識（人文、社會、自然科學）之間的貫通與綜合，而非追求每一專門學術的細微末節。其實，在中國傳統學術訓練中很早就重視了通識教育，所謂「觀其大略」、「識其大者」便是講求通識，使不限於「支離破碎」。儒家傳統中有「博士之學」與「士大夫之學」的分別，前者是專業，後者為通識。儒家認爲領導社會的士大夫更需要通識。通識能夠培養出關於公共事務的觀察力與判斷力，這是古今中外共同承認的道理，所以儒家雖然取「民本」而非「民主」的立場，也和西方人文主義教育傳統殊途同歸。

民主需要公民——哪怕不是每一個人——具備通識，能做出合理的判斷，判斷需要思辨，思辨仰賴於自由的思想、公開的辯論，最終形成共識，共識需要一個合理的制度出口，形成共同的決定。這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事情，不能説太多。

需要一再强調的是，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數量的政治，更不只是一個政治體制，也絕不是人類的終極目的；它是一種生活方式、文化形態，是我們達成更合理的公共生活的手段。就像丘吉爾說的，民主是中庸的，平平無奇的一種政治，不過人類如果要找到一種比較合理而公平的公共生活（注意，是公共生活），只有這個制度能夠給你，現在還想不出其他的方法來。

再談談國學。所謂「國學」，與「國粹」一樣，都是從日本傳來的名詞，原先是18、19世紀之交，德川晚期，一批日本學者發明的用來强調日本本土學術主體性的詞。清末傳至中國，變成了「中國的國學」。國學有不同的概念，主要是指中國傳統的一套學術或知識系統——或者更具體地說，章炳麟、梁啓超、王國維、劉師培諸人筆下的國學，是指經過考證方法洗禮之後的「四部」之學。國學這個詞本身就表示另有一個「西學」的觀念，而上面幾位先生也是最先在國學與西學之間尋求會通的人。

所謂西學，自明末以來，主要指西方的自然科學，直到1896年，中國人對西學的一般認識也未超出自然科學及其技術應用，直到嚴復在各專門科學之上，强調「玄學」，揭出「群學」，西學在中國知識人心中的重要性才開始從自然科學轉向人文研究。

需要鄭重指出的是，清末學人雖以國學與西方學術系統做鮮明的對比，但卻沒有抗拒西學的含義。相反，他們基本上承認了西學的價值，兼肯定西學有助於國學研究。當時的學人不斷努力，試圖打通中西兩種學術系統的隔閡。後來的「整理國故」運動也是直接承接清末民初的國學運動而起，1922年胡適之錢玄同等為北大《國學季刊》所寫的《發刊宣言》表達了當時「國學界」的共識，提出：「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的中國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研究，要以此為歸宿」。

其實學術本無國界，國學的提出，是在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的認同限於迷惘與困惑的背景下產生的；另一方面則是自然的知識之間的交流，就像佛教與儒學發生過的一樣。所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事實上，一直到抗戰時期，中西二學的融合進行得很順利，如果趨勢能延續，「俱盛」的局面或將有新的發展。不幸的是，1949年以後的三十幾年間，中西二學竟同時進入「衰則俱衰」的階段。——1949年8月26日胡適之給趙元任夫婦的一封信裡這樣寫道：「……朱德說：『世界上只有一種正確的社會科學，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Wonderful！」

大陸從90年代興起的「國學熱」，其成分其實很複雜，但今天的國學以及西學的生態都已經和1949年前的情況大爲不同。以國學而言，由於老輩凋零，繼起者少，已不能維持「國故運動」第二期的研究水平；過去屬於常識層面的東西，現在或不免已解人難索了。

最後需要説明，今天的世界，多元化已成爲共識，我們不必再擔憂國學會消解於西學，西學不應再被視爲普世的真理，而是參考比較的材料。作爲材料，現在有意於「國學」者對西學應只嫌其少，不厭其多，但不可囫圇吞棗，這一點是所謂國學未來必走的路。

最後一篇關於中國思想史，太過專門，若不是對此主題有興趣且有所瞭解的人，多半是讀不下去的，此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