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西諺也說與人換蘋果，仍各得一隻，若與人換思想，則倍之。大家一致認爲與人交流對學問大有裨益。前提當然是對席者本身要有料，能言之有物，另外還要有清晰的思路及適當的技巧，能問之有方，言之有方。這兩者缺一不可，所以好的訪談難得。

陳丹青在《退步集》中也輯錄了幾篇訪談。除了用來表達自己的主張外，或也有意出採訪人（來自綠地集團的雜誌）的醜。採訪者腹中空空，只懂得死守提綱卻無法隨機應變，任由陳丹青嬉笑怒罵。這是一則反例，可知好的訪談錄也難得。

香港浸會大學陳致教授三次訪問余英時所得的這本《余英時訪談錄》恐怕也很難算得上成功的例子。若非對余英時或中國傳統學問方面有興趣的人，我想是鮮有興致開卷或卒讀的。不過即便不足以引起興趣，倒也不妨礙讀者從主題廣泛的談話中受到啓發。

余英時30年生於天津，父親似乎也是歷史教授，算是有家學。抗戰時回安徽老家避亂八年，對傳統的「鄉土中國」有過深切之體驗。49年就讀燕京大學歷史系，大陸易幟後，南渡香江，成新亞書院第一屆學生，師從錢賓四先生——這也是我知道余英時的緣由。後留學哈佛，師從楊聯陞，此後一直在美國、香港任教。曾獲頒克魯格人文與社會可續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算頂了不得的榮譽了，但其成就仍在學術本身。

從本書的三篇訪談及附錄的兩篇文章——尤其所附余英時自撰的小傳《我走過的路》——可以一窺余英時求學治學之路徑，及其學問旨趣之所在。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深受西方衝擊，思想文化領域猶然。學者們迷失了方向，不由得在中國傳統學術與西方學問之間徘徊，試圖摸索出一條聯通彼此的路徑。不過更多的時候是在否定自我，唯西方是尊，硬想把中國的東西裝到西方的條條框框中；當然也少不了錢賓四先生這樣的傳統派來整理國故，爲故國招魂。幾十年頭破血流之後，漸漸看清東方西方學術各有源流，各自的特性均值得被尊重，應互相取長補短而非簡單的替代。雖然這條路徑在49年戛然而止，之前努力幾乎毀於一旦，但在思想激烈碰撞的時代中成長起來的學者——以及未來的學者——都不可避免地將眼光放在了中西文化思想比較上，以中國傳統文化來和現代價值互相溝通。

余英時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在訪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很多橫跨中西的問題，例如「漢學（Sinology）」到「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演變及背景，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之西方大學的課程設置及其緣由，中西哲學之比較，「國學」的歷史意義等及發展，不一而足。當然更多的還是談到中國自身的事情，比如「新儒學」，知識分子（早期之「士」）在各個歷史時期的作用、地位，及其角色的演變。還談到不少軼聞趣事，有關胡適之先生、錢穆先生、錢鍾書先生等；又有如何研究學問的一些具體的指導，如怎樣讀書、什麼是西方的「學術紀律」等。

我認為怎樣找到一部最經典的書去細細體會，恐怕是最能夠得到方法的快捷方式。你要想知道怎麽運用材料，怎樣提出問題，怎麽解答問題，看看最經典的學術著作，最精彩的學人，他們是如何做的，而不是去找機械式的歷史方法，或專門去講方法論，那是沒用的。

當然，訪談也少不了一些很「專業」的學術問題，比如文化中國的「三個意義世界」之類，對一般讀者或有些佶屈了。

這既不是一部系統的學術著者，甚至不如一篇演講流暢，只是電話訪談的記錄。雖有提綱，但內容極多極廣，讀者若不介意內容組織的散亂，則盡可受用這席令人眼界大開的談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