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今世》是一本以散文為體的自傳。

在讀它之前，一提到胡蘭成這個名字，有兩個詞幾乎同時會冒出來——「渣男」和「漢奸」。前者主要是因他負了張愛玲，後者則是因他曾追隨汪精衛，在日偽政權任職。這兩個詞與其説是我對胡氏的意見，毋寧說是 「知識」 。正因爲對道聽途説的知識抱持懷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才讀了這本二十多萬字的鉅著。

有人説《今生今世》是一本 「群芳譜」，因爲胡蘭成一生與多位女人有情，他把她們全都寫進了書裏。胡氏的元配叫玉鳳，也是浙江嵊縣三界鎮人，明媒正娶的。雖説有包辦婚姻的形式，但畢竟婚前也安排兩人見過面，兩家都當男女已經自己看中了，只是胡氏其時還不知緣故，按他自己的話說是 「這樣好的糊塗」。蕊生（胡氏在鄉下時的名）與玉鳳夫妻恩愛，從書中每一個寫玉鳳的字上都讀得出來；後來玉鳳病歿，胡氏寫下 「人世是可以這樣的浪花浮蕊都盡，惟性命相知，我與玉鳳七年夫妻，亦行於無悔」。比起徐志摩與張幼儀、魯迅與朱安、郭沫若與張瓊花之例，胡氏對元配之情義應該勝過許多。只是玉鳳臨終前的日子，胡氏外出借錢未果，卻有意滯留不歸，或是不敢面對之故，但這舉動實在難以理解，但畢竟家務事難容外人置喙。我想玉鳳若在天有靈，定會諒解丈夫，只是會不會傷心就不得而知了。

斷弦之后，胡氏去廣西教書，因覺得「不想墜入愛河……但無論如何我都得有一個妻子」，遂續娶了全慧文。胡氏在書中對每任妻子或情人都有連篇纍牘地話好講，唯獨對全某惜字如金，讓這位填房無形無影。由桂到滬之後，兩人離異，胡氏旋即就和張愛玲結縭。寫了那紙著名的婚書後沒幾個月，胡氏去武漢主持《大楚報》，或也去為日軍和共軍牽綫，在那裏他很快就和護士周迅德出雙入對。他跟小周講張愛玲，卻對張愛玲隱瞞小周。不多時日本投降，胡氏出逃後，小周受累入獄，關了數月，解放後可能從軍去了朝鮮戰場。胡氏逃到香港后曾得小周的音訊，兩人通過幾回書信，那時小周已嫁人。胡氏在出逃期間，受斯家救助，卻與斯家孀居的姨太太範秀美互生情愫，後脫離斯家住在溫州。斯家是大戶人家，似也諒解，心照不宣。兩人感情甚篤，人前以夫婦相稱。後張愛玲來永嘉探望胡氏，才發現或是確認了胡氏與秀美的關係，傷心不已。一年半之後，張愛玲終於與胡氏決絕。胡氏出亡香港，秀美追著火車為他送別，但之後秀美便淡出胡氏的世界，不知所蹤。胡氏逃到日本后沒多久，便與日本房東家的有夫之婦一枝私通，這在當時的日本是極不道德的事情，但胡氏偏要挑戰一下，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胡氏确曾求婚，但離婚畢竟不見容於彼時的日本社會，遂不了了之。終於，蕩子在第四任正妻佘愛珍那裏安定下來。佘愛珍是「白相人（江湖人）」，原是吳四寶之妻，與胡氏在汪政府時期就有交情，吳四寶被李世群毒殺后，胡氏為殺李世群還出過一點力，但看起來佘愛珍一開始也不大看得上胡氏，誰想後來兩人竟夫妻相守直至胡氏去世。佘愛珍確非常人。

胡氏的家事，我等外人不便置喙，但若要論其所爲，總要放在其身處的時代來看待才公平。民國時雖號召一夫一妻，但社會對於一妻多妾仍是容忍的。若只有徐志摩抛棄元配而娶了有夫之婦陸小曼才叫浪漫，也難服人；但胡氏對有夫之婦一枝的所為，已難用文化差異或是時代意見來辯解，委實不當。

抛去八卦不談，書中可以明顯看出胡氏對張愛玲的看法及態度與對其他女子大相徑庭，其他女子是妻是妾是情人皆可，唯獨張愛玲如菩薩。張愛玲教會了胡蘭成很多東西，從西方文藝的知識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賞鑒（蓋張愛玲反過來也定有從胡氏獲益之處），胡蘭成說「前人說夫婦如調琴瑟，我是從愛玲纔得調弦正柱」。胡氏和張愛玲在一起，在人前他引以爲傲，在張愛玲面前，卻又矛盾，既愛又嫉妒，既崇拜又欲戰而勝之，他一生都在和張愛玲比，定是因爲他自認不如；張愛玲對胡蘭成所施加的影響必也終其一生，比如《今生今世》這個書名是愛玲起的，這本書用散文體，也是愛玲說的。

胡氏寫張愛玲，毫不吝嗇溢美之辭，在他筆下，他的其他愛人們對張愛玲是嘆服的，即便仍有嫉妒，其中還有人說過胡張才是一對該在一起的才子佳人。胡氏在寫這些事的時候輕描淡寫，但他心裡一定念念不忘才會記得這些「小事」。

除了他的愛人們，還有很多別的女性出現在這本書裏，從陳璧君（汪精衛夫人）到杭州世家的女家長，到嵊縣鄉下小地主之妻，或是給大戶人家做奶媽的溫州鄉下婦女，不一而足，虧得胡氏生花之筆，為我們保留了民國一代女性的生動形象——或果敢決斷，或有豪俠之風，或不怒自威又處處給人留有餘地，或敢愛敢恨，或歷經坎坷而不改坦蕩樂觀……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確實是一本「群芳譜」。

當然也有很多男性，从汪精衛、李世群、胡四寶這類政治聚光燈下的人物到基層的官吏，或是劉錦晨這樣的溫州耆宿，也有名不見經傳的年輕知識份子，胡氏的筆生動描繪了民國一代人物的群像。

當今中文網絡世界上，胡蘭成的名字必与張愛玲牽連在一起，也幾乎等同於渣男，我覺得可能是娛樂至死的社會中民衆太喜愛八卦，也可能是書商爲了銷售張愛玲的書，但胡蘭成到台灣的那些年，對他的評價不是從情的角度，而是義——他曾是漢奸。

漢奸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我讀過一篇論文（見尾注），考證到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宋代，針對的是為金朝服務的原先的漢族官吏，涇渭分明地以種族為界。後來滿清入關，爲了維護異族統治的合法性，漢奸的評價標准改頭換面，由以種族變成以儒家的忠臣觀念為尺度。及至日本投降，雖然國内輿論一致呼籲「嚴懲漢奸」，但對漢奸身份的認定卻難有共識，加之國共兩黨錯綜複雜的關係，雙方都試圖根據自己利益來左右審奸運動，忠奸愈加難辨。姑且舉幾個簡單的例子，中島成子是日本人，因情報工作之需要歸化中國籍，勝利後被捕，法官以國籍而非種族為標準將其定為漢奸；而川島芳子是前清皇室後裔，被日本浪人收養，已取得日本國籍，且其所效忠者乃清帝溥儀，所以她自認非漢奸，可最後法官仍以種族而非國籍為標準認定其為漢奸。另外，中國國土陷於日本的時間有先後，台澎、旅大的人若事於日本政權，是否應該與上海南京的人以同一標準來辨別忠奸？此處大有問題，且不表。

至於汪精衛，他的判斷當然錯了，但這麽説畢竟是事後諸葛，當時情勢正是胡蘭成所説的「戰難，和亦不易」，汪精衛自認爲將易者（戰）留給蔣中正，把難的部分（和）自己扛。他到南京後未對重慶政府的將領有片語招降，其治下土地也是前朝所淪喪，他來統治淪陷區，從敵人手中爭取權利，總好過讓淪陷區人民直接曝露於日軍暴政之下，又以其自己的說法，若重慶政府最終勝利，汪某跟日本所簽之約自可一筆勾銷，但若重慶敗了，他也可為中华民族留得一脈之傳，即便汪某的話有些強盜邏輯，但也不無道理，更可窺見其心跡。至於胡蘭成，曾位列汪某的「金陵十二釵」之五，官至宣傳部次長，以其自己的説法，他與日本軍人一直保持距離，所寫文章是自己的見解，并非以諂媚日本軟化民心為旨意，甚至因寫了不親日的文章而陷於囹圄，險些送命（反倒因日本人組織營救才得脫）。在我看來，以胡氏追隨汪精衛而定其為漢奸，此事尚有可辯，但是，日本投降後，他在武漢組織日軍和親日勢力試圖策動兵變，建立獨立政府，事敗後逃至上海仍在聯絡日方游説起事，這已不是漢奸行爲，而是叛國。聰明如胡蘭成，他以爲武漢是重慶政府還都的必經之路，在此舉兵，只要耗得三個月，再放開一條東行的通路，國軍急於與共軍爭地盤，定不會在此糾纏，則此事可成。這應該是胡蘭成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打算幹一票大事，但事未舉而敗，至於原因，書中語焉不詳。胡氏之前并未表現出對權力的戀棧，也從未表明其有何政治主張欲行之於世，卻爲何來這麽一齣，實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1974年經蔣介石批准，胡蘭成去到台灣，在中華文化學院（即華岡）任教，雖然因他的政治經歷，台灣文學界對其評價兩極分化，但無可否認他的「才情縱橫得令人生妒」，其文學影響過很多人，比如著名的三朱（朱西甯、朱天文、朱天心父女）。1975年蔣去世，趙滋蕃余光中等翻舊賬，攻擊胡氏是漢奸，當局禁他的書，學校解他的職。盡管如此，他在朱西寧家開課私授《易經》，鄭予愁、蔣勛、張曉風、苦苓等人仍冒險來聽課，其影響可見一斑。

離開胡蘭成的人生經歷，回到這本書本身，胡氏的散文確實寫得好，無論寫景記人記事，文字簡練生動有感情，而且他涉獵很廣，善引用，傳統經典、詩詞自不必説，還用了很多民間文學、民歌；他也愛用古字——并非掉書袋的刻意用古字，而是正合那個字的意思，很精準，所以讀完這本書，我記下的生字、成語有好幾頁之多，頗受教。胡氏必是在學問上下過苦功的。文字之外，讀他的書，覺得作者很真誠，肝膽相照，這想必也是他性格中很吸引人的一部分吧。

胡蘭成在與張愛玲的婚書上撰了那句著名的話——願使嵗月靜好，現世安穩。讀完這本書，我才能理解他爲什麽要寫這個，他以筆為眼，即便在亂世中，看到的也只是簡靜、莊重，或者用他愛説的話，叫人世有大信。他寫那句話，是因爲他就是如此看待這個世界，也是如此期許的。只是很遺憾，那可能更多是他對世人的期許，而不能落實爲他人對他的期待。時過境遷，張愛玲被供奉在廟堂裏，而胡蘭成被打入地獄，如果我們忘記他們的前塵，今天再讀這本書，只關注胡蘭成筆下的那個世界，那些人和事，就會感覺這本書如同夏日裏的一陣涼風，讓人歡喜、欣慰，更讓人抱有一絲希望——因爲我不願意看成那是我們失去的，而願意相信那是我們可以達到的。

以上。

2021年8月於鵬城

【注】論文題為《從幾個戰後審奸的案例來看漢奸的身份認定問題（1945-1949）》，作者張世瑛，囯史館學術集刊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