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貝加爾湖（Baykal）東南，大興安嶺西北，有一條河叫額爾古納（Argun）。額爾古納河與石喀勒河（Shilka）交匯后東流，其下游被稱為黑龍江。

八百多年前，在額爾古納河以西，鐵木真在發源於肯特山（Khentii Mt.，漢時稱「狼居胥」）的克魯倫河（Kherlen）河畔稱汗，并在同發源於肯特山的額爾古納河、克魯倫河及鄂嫩河（Onon）之間的廣大地區發展壯大。後人將這三條河稱為「蒙古人的搖籃」。

大約四百多年前，居住在貝加爾湖邊的鄂溫克人，被沙皇的哥薩克驅逐，趕著馴鹿從以他們的語言命名的勒拿河遷居來到額爾古納河，進入山林中遊獵為生。

三百多年前，一紙《尼布楚條約》把額爾古納河變成了俄國與滿清的分界線。鄂溫克人的獵場自此被限制在了額爾古納河右岸。

2003年孟秋，最後一支仍在山中遊獵的敖魯古雅部鄂溫克獵民，領著他們的馴鹿，從面目全非的山林遷居到根河市的定居點。可循苔蘚而行的馴鹿適應不了圈養生活，或病或死。幾天之後他們的主人便帶著它們返回山林。——這不是他們第一次被引導定居，也不是第一次重返山林，但回不去的終究是回不去了。

2005年孟春，出生在漠河的女作家遲子建一氣呵成地寫成了《額爾古納河右岸》。次年，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我以為中國最靠譜的文學獎——頒給了這本長篇小說。

2018年孟夏，額爾古納河三千六百公里外的重慶，在出差下榻酒店附近的西西弗，正暗自埋怨書店選書水準下降的我，邂逅了鄂溫克人。

不到一周，我隨著鄂溫克人在森林裡穿越了好多個春秋。終於，在深圳目送馴鹿們漸行漸遠。——我記不得上一次這麼快讀完一本書是什麼時候了。

這本書是鄂溫克人的史詩。——或者說，絕唱。

鄂溫克是名副其實的少數民族，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其總人數不過30875人（不過與其有淵源的鄂倫春人更少，只有8659人）。他們的構成與起源和其他草原民族一樣複雜，大抵上可以劃到北魏時的室韋，也就是與契丹人和鮮卑人有關，近代還混了蒙古人、俄羅斯人甚至土耳其人。他們與滿族關係密切，曾經為大清國貢獻過赫赫武功的大將海蘭察。

那已經是乾隆年間的舊事了。在這本書裡，額爾古納河從民國初年一直流到2003年，時代像卒子一樣過了河，鄂溫克氏族卻不可避免地沉沒了。

這百年流經白鹿原，或是康巴時，波瀾壯闊，人世沉浮；這百年在額爾古納河的河面上，在大興安嶺的密林裡，卻靜得幾乎聽不到聲音。在風雨飄搖的七十年代，漢族電影放映員曾羨慕森林裡的鄂溫克人生活和諧，如居世外，瓦羅加酋長長籲一口氣，說這世上哪有什麼世外桃源。——瓦羅加當時是真心的，他為他的部落和他的家人接連遭受的厄運而憂心，可他們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發生什麼。在遙遠的西方，頓河畔的哥薩克的一舉一動影響了世界的未來，而額爾古納河畔的鄂溫克人卻成了陶淵明的信徒——甚至牢騷更少——他們在馴鹿的帶領下在山林中轉場，帶著敬畏之心捕獵，「安達」（俄語，商販）是他們與山外世界聯繫的主要媒介，他們做過最激進的事，就是被迫參加日本人組織的軍訓，潛入俄國替日本人偵查軍情。

有人以「魔幻現實主義」評價這本書，我卻以為書中故事裡「魔幻」有之，「現實」則少得多。若以「傳奇」論之，或更恰當，如《虯髯客傳》。——就像小時候吃完晚飯坐在榕樹下聽老人家講的那種故事。

尼都薩滿跳神舞「跳死」了日本人的戰馬，維護了部落的尊嚴；妮浩薩滿每次跳神舞救人，自己的子女必死一人，可她義無反顧；伊万葬禮上，一對白狐狸化成少女前來弔孝——這些是傳奇。達西訓練他的獵鷹「奧木列」，為他向狼復仇，最後人、鷹、狼同歸於盡；愛惹事的「馬糞包」在妮浩犧牲自己的女兒換回他的命之後，用自宮來謝罪；日本人吉田強留拉吉米在東大營演奏木庫蓮，卻在蘇聯人進攻前送走了他，拉吉米最後一次吹了木庫蓮，吉田淚流滿面——這些也是傳奇。伊萬用日本人留下的地圖幫助蘇聯人攻下「滿洲國」的若干軍事據點，這功勳後來卻又成了「間諜罪」的鐵證；當年給日本人做翻譯漢人王錄和嚮導的鄂溫克人路德，曾以他們的方式幫助過這個鄂溫克部落，建國後卻被判了很長的牢獄——這些則是現實。更大更可悲的現實是，把鄂溫克人和他們的馴鹿趕出森林的，是建國後過度的伐木，是想用「文明」來「開化」鄂溫克的好意。讀完這本書再看看03年鄂溫克人下山定居時新聞報導的語氣，感慨不已。

這本書沒有寫成《白鹿原》、《塵埃落定》、《靜靜的頓河》，未必是遲子建不如陳忠實、阿來（肖洛霍夫是不用比的了），或是因為鄂溫克人就不是那樣的。更重要的是，遲子建為我們保留了對「理想世界」的記憶與想像——即便在亂世，我們仍可以有另一種生活，遺世獨立，恬靜淡然，卻有情有義。雖然，結果也不樂觀，這種生活注定要消失的。

額爾古納河仍將流淌下去，馴鹿也終究會找到越來越少的苔蘚，但鄂溫克人已經離場。Encore也不會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