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2007年，一位精通中文且深諳中國文化的美國朋友送了我一本《Oracle Bones》，那是我和Peter Hessler的邂逅。我翻了一下，但沒有讀完。

2011年，J君贈我一本《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那時我還沒能把書的作者——何偉——和Peter Hessler聯繫起來，但我讀完了那本書。

我吃驚極了。

一方面，那些年中文說得好的外國人鳳毛麟角，而即便再「中立」的外國媒體看中國時也難免有成見，而且距離過遠，看得也不大真切；另一方面，當時中文寫作世界裏聚焦普通人而非宏大敘事的非虛構（nonfiction）作品幾乎沒有，我印象中只有梁鴻的《中國在梁莊》等寥寥數種。——我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讀的《行路中國》。何偉眼中的異域，就是我們的日常，但他以另一種眼光看我們熟視無睹的世界和生活，看那些「不常被看見」的小人物。那種眼光來自於一雙平視的眼睛，眼睛後面有一顆尊重你的心，那顆心沒有預設立場，不願妄下判斷，又願意去傾聽，願意去理解。那個時候，何偉甚至比很多中國人還要了解中國。

有意思的是，何偉這樣子看中國已經看了十幾年，也讓更多的外國人通過這雙眼睛認識了中國，而中國人甚至不知道被如此觀察、審視過。他的觀察變成了三本常年暢銷書，據説還是某些國外大學學習中國文化的學生的必讀書。直到2011年《尋路中國》在大陸出版，中國人才發現了這個「偷窺者」。

《尋路中國》是其「中國三部曲」的尾聲，《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則是序曲。但序曲在大陸出版更晚，得等到「世界末日」的2012年。

1996至98年，何偉以「和平隊（Peace Corps）」的志願者身份來到中國，他主動選擇前往偏僻的涪陵——如果不是因爲榨菜，甚至中國人都不知道有這個地方。揣著普林斯頓和牛津的兩張大學文憑，他在涪陵師專教了兩年英語文學，《江城》則是這兩年生活的記錄。在這本書裏，何偉并非主角，而是綫索，串起來的是他的學生、同事、涪陵的神甫、他經常光顧的排檔的老闆和家人、餐廳茶館的客人，還有其他的朋友們，甚至一面之緣的那些路人、出租車司機、「棒棒」等等。

雖然遠在長江與烏江交匯的小城，他一樣見證了中國的不少歷史事件，比如「紅軍長征60周年」、香港回歸、鄧小平逝世、90年代房改、三峽水庫蓄水；而他作爲49年后唯一出現在這裏的美國人這件事本身，也成爲了涪陵的歷史事件。

當然，跟他關係更密切的都是些小事，其中有幾件我印象特別深。一樁是他到涪陵不久，應邀赴了一個酒局，其中一位主人王老師六十多歲，是校內頗有權勢的中文系教授，但對英文素有興趣。最初何偉以爲他想補習英語，正等著他們提出要求，結果王老師卻聊起了英美文學，從Saul Bellow、Joyce Carol Oates、Virginia Woolf、Toni Morrison、Ramond Carver，到Herman Melville、Mary Flannery O’Connor、John Cheever，然後又回到了Shakespeare、Dickens、Mark Twain……

在涪陵生活了一年多后，他的父親從美國來看望他。何偉帶父親去他常去做彌撒的一間——也是涪陵唯一的一間——天主教堂，李神甫與老Hessler用拉丁語——在涪陵已經沒人能聽得懂的語言——你一句我一句地進行著傳統的彌撒儀式，李神甫的拉丁語有濃濃的四川口音，何偉的父親則帶著美國腔，但這不妨礙他們之間十分刻板，又極其正式的交流。這種交流顯然改變了彼此對對方的看法。李神甫十分忘我，交流結束后，徑直用四川話說了起來，好像老Hessler聽得懂似的。臨走的時候，李神甫終於又用拉丁語說「願主與你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老Hessler回應道。

還有何偉臨走前，一個學生給他一盒磁帶，請他把教過的詩都錄下來，「尤其是愛倫·坡的《烏鴉》，還有莎士比亞的詩歌」，他説，「這樣我就會記得我們在文學課上學過的東西。」他又補充說，「還有，我希望你能把你知道的英語髒話都錄進去。」於是，錄完詩歌之後，何偉和另一位志願者亞當又花了五分鐘對著錄音機大聲地喊出各種駡人的髒話。

當然少不了最後的道別——中國人那種讓人不自在的，沒有擁抱，寥寥數語，强忍淚水的道別。那天下著雨，還是有很多沒課的學生來送行。出於禮貌與尊敬，作別的時候一定要目送到看不見對方爲止，那天船很擁擠，何偉在躉船上等了半個多小時，學生們就在碼頭上，在雨水裏等待。他們大多盯著江心，哭了起來。

跟《尋路中國》相比，《江城》顯得有些青澀。彼時的何偉的角色好像演員，入了戲，雖然他的平靜和中立保持始終，但畢竟初來乍到，所以文字裏有掩飾不住的「一驚一乍」，不像《尋路中國》裏他更像一個導演，可以往後退一步來觀察，所以更加地冷靜和深刻。但也正因如此，這本書裏有更多個人的東西，誠懇，也富有情感——快樂、滿足、迷惑、愧疚、失望——所以也更打動人。

另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融入。

曾有一種説法，語言乃是人類的牢籠。何偉因爲在「四個月」内學會了「世界上最難」的語言，從而成功「越獄」，這是他真正體驗涪陵的生活、融入中國的生活的開端。——語言是融入的不二法門，能説他們的語言，才能更好地懂他們的文化，然後才可能不再被視爲異類，才可能觀察到他們真正的生活。何偉2011年去埃及寫書時，先舉家搬到開羅學阿拉伯語，顯然是想照搬這套成功秘笈。

這道理至淺，但也不絕對。一方面，它並不容易做到，我先後在廣東生活了六年多，但還不會說粵語，過的仍然是「移民生活」。另一方面，想想那些真正的移民，他們有足夠强烈的願望，他們離開唐人街，說流利的英文，照搬別人的價值觀，即便如此，也難言成功融入。

從第二年開始，何偉在涪陵的融入工作似乎一帆風順，可臨離開的時候，他卻和當地人發生了兩年來最大的一起衝突。這種事情讓人灰心喪氣，它也揭示了融入這件事是多麽難以捉摸。

當我們說融入的時候，并不全在於你的意願與努力，而在於對方，對方是否接納你。

幸運的是，何偉的融合對象是中國人。——只要你不説他們不好，他們就挺喜歡你的。

2019年，何偉完成了關於埃及的新書（The Buried）后，携妻子及雙胞胎女兒回到了中國，現居成都，在四川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他在3月底還給New Yorker寫了幾篇瘟疫期間成都封城生活的文章，不過你在大陸是看不到的，就像他書裏被刪節的那些文字也只能永遠躺在你訪問不到的他的個人網站上。

最後的最後，若不是寫這篇劄記，我都不知道，《Factory Girls（打工女孩）》的作者Leslie T. Chang（張彤禾）是何偉的妻子。真是一家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