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這本書之前，我所知道的曹聚仁是抗日戰爭時期的隨軍記者。我一直想讀的是他的《採訪本記》、《採訪外記》、《採訪新記》那類的書。但讀過本書，我對那些書的興趣被削弱了許多。

本書是曹聚仁的自傳——準確地說，是計劃中百萬字三大卷的自傳的第一部分。只是他齎志而歿，連這「第一卷」也是曹某的學生代為校閱出版。

書首有篇代序專談傳記文學，想來出自曹某之手。在讀過「五百種以上」各類傳記文學後，曹某以史家的視角來品評傳記，不乏有趣的觀點。他很推崇法國作家莫洛亞（Andre Maurais, 1885~1968）所提倡的去掉世俗標籤，依據事實，為「人」立傳的態度。第一篇文章一開頭他還引用了休謨的話：「一個人寫自己的生平時，如果說得太多，總是免不了虛榮的，所以我的自傳，要力求簡短。」——道理是擲地有聲的，但曹某在實踐中似乎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這本書實在是寫得太羅嗦了。

大抵而言，本書有近一半篇幅關於「我」——我的家學、我如何從金華浦江的蔣畈（今屬蘭溪梅江）一步步進到杭州、上海，成為教師、教授、作家，贏得身前身後名；另一多半關於「我的世界」——父母、師友、居住的地方、工作的學校與機構、與聞的事件等等……時間從1900年出生直到抗戰之初。它的體例是由相對獨立的篇章按時間順序組合而成，其文章像是不同時期在不同地方發表過，內容不免有重複。這算不得特別偷懶的寫法，只是曹某病歿過早，未及編輯檢閱所留下的瑕疵。

在這三十多年中，曹某的主要角色是教書先生與作家。

因家窮，曹某投考可免膳食學費杭州一師，是其人生的轉折。浙東自古出人物，當時代就有胡適之、經子淵、蔣夢麟等等。杭州一師更是匯聚人才之地，其首任校長是沈鈞儒，曹某在校時校長正是經子淵，教員包括單不庵、劉毓盤、朱自清、俞平伯、陳望道、夏丏尊、劉大白、姜伯韓、李叔同等等，這些先生（包括早兩年的魯迅，後曹某與之頗有交誼）都與新文化新聞學運動有密切之關聯，而一師的學生也與後來的社會革命運動有若干的聯繫。時人談五四運動之演進，北大之外，必以杭州一師與長沙一師並舉，他們都是「新時代的文化種子」。

在破舊立新後一片空白的背景下，在一個昂揚「向上」的時代，有一副積極外向的性格，接受過西式的新知，所接觸的都是社會改革文化革新的先鋒、元帥，身邊竟是各種熱情奔走的同志，在這樣的時代機遇下，頭角崢嶸似乎不是難事。

比如1921年江蘇教育會在上海舉辦國學講演會，邀請章太炎主講，先後講了十二次。章太炎的餘杭話太難懂，也由於國學對當時的一般人太專門，《申報》《新聞報》派去的記者所做的筆錄大錯特錯，而省教育會所請的兩位記錄也記不下去。當時替邵力子主編《覺悟》的曹聚仁的記錄獨得青睞，章太炎「對記錄的高度正確表示驚異」。於是，二十一歲的曹聚仁成了章太炎的私淑弟子。當然，曹某記錄時畢竟研讀過章氏的《國故論衡》與《檢論》，這世上並沒純粹的運氣。

又比如從杭州一師畢業兩年後，曹聚仁便做了當時只有獲得外國學位的海歸或有專門著作的學者才能做的「教授」——雖然直到1948年才獲頒教育部的教授證書。這得感謝創辦上海藝專的美術家吳夢非。因了這段機緣，次年又去了吳稚暉任校董陳望道任校長的上海藝術大學繼續教授國文。這事或可見曹某的人脈了。

種種時代機緣的撮合下，曹某所結交的人物後來不少成了國共兩黨的大員，在本書未及提及的還有曹某與蔣經國、周恩來的結交，這都埋下了曹某後來熱衷於政治的種子。——曹某在書中是以學者自居，否認自己熱衷於政治的。

或許正是他心裡的這種矛盾，使曹聚仁成為一個很難評價的人。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對他都毀譽參半。從他的經歷，包括書中未及提到的他曾是第一個報導台兒莊大捷的記者，也曾在「大躍進」時期替共產黨粉飾太平，可以看出他既有書生氣，也很機敏——機敏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投機。他雖曾立志做章實齋傳人，認同「會通歷史」的大史觀，但近代中國的大歷史，怕也沒有誰能參得透，看得穿吧。

曹聚仁晚境似乎頗為淒慘，老病纏身還得舉債延醫。雖然充當過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談判密使，但在大陸也被否定多年，雖然他去世後周恩來親擬墓碑諡之「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他去世40年後，金華蘭溪隆重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條路——聚仁路。據說，他的兒子曹景行當天並未出席典禮。

很可惜，曹聚仁沒來得及寫完這本百萬字的大自傳——只留下了半個「我」，半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