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文譯名《亞洲腹地旅行記》與英文原名《My Life as an Explorer》合在一起，便是這本書的主要内容。這本自傳記述了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02.19~1952.11.26）作爲探險家（暨地理學者、地形學者、攝影師、插畫師和旅行作家）的前半生，著重記錄了1885年至1908年間兩次在波斯與阿拉伯地區的旅行，以及三次對中亞腹地、新疆和西藏的探險，尤其是後三次探險佔據了全書五分之四以上的篇幅。

1880年4月24日，整個斯德哥爾摩被裝扮得亮堂堂的，無數盞燈和火炬照亮了海岸邊的樓房，皇宮之上，耀眼的煤氣燈裝飾出「維加（Vega）」的字樣，在這樣的氣氛中，維加號載著首次成功完成北極東北航道探險的諾登舍爾（Adolf Nordenskiold, 1832~1901）駛入港灣。無論在碼頭還是大街小巷，窗邊還是屋頂，無處不是歡迎的人潮，無時沒有雷鳴般的歡呼。十五歲的斯文身處其中，深受這喜極而狂的歡騰氣氛感染，暗自發誓：「總有一天，我也要跟他們一樣從遠方榮歸故里」。

這便是斯文成爲探險家的緣起，如電影情節一般，但影響他的當然不止諾登舍爾的衣錦還鄉——庫柏（Fenimore Cooper, 1789~1851）、凡爾納（Jules Verne, 1828~1905）、利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富蘭克林（John Franklin, 1786~1847）、帕耶（Julius von Payer, 1841~1915），還有一批批奔赴北極的或成功或殉難的探險家，他們都是少年斯文的「知心好友」，在他們的激勵下，斯文早在十二嵗時便確定了他的人生目標。

第一次旅行

對那些一心一意只打算做好一件事的人，上天可能會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但也一定會送上機會。1885年，高中畢業的斯文接受了一份在巴庫（Baku，里海濱城，阿塞拜疆首都）的差事，去給諾貝爾兄弟〔The Petroleum Production Company Nobel Brothers, Ltd. or Branobel，由Robert Nobel（1829~1896）与Ludvig Nobel（1831~1888）創立，兩人為諾貝爾獎創立人Alfred Nobel（1833~1896）之兄〕手下一位工程師的兒子做家庭教師。在阿普歇倫（Apsheron）半島南端的奇形怪狀的采油鐵塔叢林之中待了七個月后，斯文帶上他掙到的300盧布薪水開始了他的旅行。在巴庫附近一個叫巴拉罕尼（疑為蘇拉罕尼之誤，Surakhani）的韃靼村落，通過一個冬天的學習，斯文出發時已能說一口流利的韃靼語和波斯語。他和他的語言老師巴奇一起策馬穿越厄爾布爾士山（Alborz）去往德黑蘭。在德黑蘭，斯文第一次見到了波斯王納賽爾丁（Naser al-Din Shah Qajar, 1831~1896）。之後他的旅伴患上熱病，不得不提前返回巴庫。斯文只身南行，途徑聖地庫姆（Koom）、商業重鎮卡尚（Kashan）、阿拔斯大帝（Abbas the Great, 1571~1629）的故都伊斯法罕（Isfahan）、帕薩爾加德（Pasargadea）遺址、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故都珀瑟波利斯（Persepolis）、色拉子（Shiraz）等地，直抵布什爾港（Bushire）。從布什爾港再乘船向西橫渡波斯灣，溯底格里斯河（Tigiris），到了巴格達（Baghdad）。

斯文到達時差不多和斷垣殘壁的巴格達城一樣窮困，但他仍想穿越危機四伏的庫德斯坦（Kurdistan）和波斯西部去往德黑蘭。等到前進至沒有一個歐洲人的克曼沙（Kermanshah）時，斯文正式成為了窮光蛋。旅行中的奇遇常常發生於艱困之時，斯文冒失地去向一位叫哈桑（Aga Mohammed Hassan）的阿拉伯富商求助，這位名滿天下的尊貴和善又好客的穆斯林老人不光答應這位陌生的「信基督教的喪家之犬」的請求，還邀請斯文在這裏待上六個月，好好招待他〔有一種説法是哈桑瞭解到斯文是瑞典前國王查理十二世（Charles XII, 1682~1718）的同鄉，所以對他很尊敬，此不可考，我對此說存疑〕。三天後，受盡款待的斯文鼓足勇氣向哈桑借了錢，繼續上路。他騎馬沿著驛路回到德黑蘭，再次翻越厄爾布爾士山，輾轉到了巴庫，再去到黑海邊的巴統（Batum），再乘船至伊斯坦布爾，又經保加利亞的索菲亞、德國的施特拉爾松德桑（Stralsund）回到瑞典，結束了在亞洲大地的首次長途旅行。

這次旅行后，斯文相繼在瑞典與德國學習地理學和地質學，師從近代地理學先驅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1833~1905）。他的老師對亞洲地理和中國非常瞭解，「絲綢之路」一詞（Seidenstraße）乃其首創。除了傳授知識，斯文的老師堅定了他前往中亞探險——探索亞洲最後一片「未知地域」——的決心。遺憾的是，在取得博士學位后，斯文沒有采納老師的建議繼續深入學習地理研究方法，以至後來不得不把對他考察結果的評估工作交由其他科學家進行，此爲後話。

第二次旅行

首次旅行后斯文出了書，有了些名氣。碰巧1889年夏天波斯王派使節向瑞典暨挪威國王奧斯卡二世（Oscar II）頒贈皇家勛章，瑞典國王便於次年春派特使團覲見波斯大帝作爲回禮，斯文以傳譯官的身份入團。

斯文第一次旅行時只是個窮學生，跟自上世紀60年代起盛行于歐美青年間的Gap year旅行相比，沒什麽區別，他的波斯旅行見聞故事多是走馬觀花，淺嘗輒止。而自第二次旅行起，因其知識儲備、閲歷，以及掌握的資源遠超往昔，他的探索變得更深入，他的觀察也加入了歷史與地理的維度，這些變化在本書中顯而易見。

1890年使團離開瑞典，在拜訪了諾貝爾家在巴拉罕尼的油田後，抵達里海南岸的安扎利港（Bandar-e Anzali），受到了波斯官員的隆重接待。從港口到德黑蘭的旅程，其隆重而盛大的排場「大概只有在古老的傳説故事裏才會出現」。使團任務完成後，在瑞典國王准許並贊助旅費的情況下，斯文利用這次機會繼續深入亞洲大陸内部。旅行之初斯文并沒有離開德黑蘭太遠，他隨著波斯王去厄爾布爾士山上避暑。皇家出行，少不了各種盛大的排場，悠游舒適，但探險家豈會耽於安樂，他藉機在向導的幫助下成功登頂了波斯最高峰德馬文峰（Demavend）——這是他征服的第一座高山。

九月，斯文真正開始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長途旅行。從德黑蘭往東，經過「陽光之地」麥什特（Meshhed）到卡拉庫姆（Garagum）沙漠中的綠洲城市阿什喀巴德（Ashkhabad），乘上俄國的火車沿中亞鐵路經由「亞洲羅馬」布哈拉（Buxoro，本書譯為博卡拉）到達撒馬爾罕（Samarqand），再往東北渡過錫爾河（Syr）抵達當時俄屬中亞的首都塔什干（Toshkent），之後轉而向南再次渡過錫爾河去到苦盞（Khujand），再往東去到浩罕（Kokand）以及亞歷山大大帝陵墓所在地馬爾吉蘭（Margilan，亞歷山大薨於巴比倫，陵墓在此之說不實），最終抵達奧什（Osh）。此時暴風雪的季節即將來臨，但斯文不顧勸阻翻越連接天山與帕米爾高原的高山群峰去往喀什。一路艱苦備嘗，在經過俄國最後一個邊境要塞伊爾喀什坦（Irkeshtam）後成功抵達喀什。這是斯文第一次進入中國境内。

當年聖誕節前夕，斯文開始返程。他從喀什北部的天山圖魯嘎特埡口（Torugart Pass）離開中國，從納林斯克開始一個人駕馬車往西走了一千英里到了撒馬爾罕（註：此段行程或斯文記憶錯誤，或是誤譯，從前後路徑判斷不應如此南轅北轍，應是越天山後繼續北行），接著又往東北走到伊塞克湖（Issik-kul）西端，再往西北去到歐里埃達〔Auliye-Ata，此地現稱塔拉茲（Taraz），唐時稱爲「怛羅斯」，即公元751年唐與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發生的怛羅斯戰役的所在地，唐將高仙芝戰敗於此〕，繼續往西渡過錫爾河再往南回到撒馬爾罕。在那裏，斯文拜訪了撒馬爾罕南方不遠的沙赫里薩布茲（Shakhrisabz，本書稱夏里撒巴）城堡，那是帖木兒大帝〔Timur，1336~1406，帖木兒帝國（Timurid）建立者，其孫巴布爾（Babur）南侵印度次大陸，建立莫臥兒帝國（Mughal）〕的誕生地。在此城東北不遠處的奇塔布（Kitab），斯文受到了地方官員的歡迎，其儀式與五百年前帖木兒帝國接待西班牙大使時毫無二致，他還受帖木兒王朝最後一位「仁慈而無能的統治者」之邀在帖木兒當年的夏宮艾克宮參加晚宴。最終，斯文穿過卡拉庫姆沙漠，橫渡里海，經過高加索、黑海之濱的新羅西斯克（Novorossiysk）、莫斯科、聖彼得堡和芬蘭，於1891年春回到老家斯德哥爾摩，結束了第二次長途旅行。

第一次探險

在成功穿越高加索（Caucasus）、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波斯、俄屬突厥斯坦、布哈拉甚至進入喀什之後，斯文自信地認爲已度過了自己亞洲探險的實習期，可以再度踏上通往無盡荒野的冒險之路，深入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大陸的心臟地區，去往以往歐洲人從未到過之處。爲此他繼續跟隨李希霍芬男爵學習亞洲地理知識，直到1893年10月16日，斯文又一次與家人一一道別，開始了第三次探險旅行。

斯文先到達奧倫堡（Orenburg，此處曾是俄羅斯征服哈薩克的起點，是進入中亞的門戶），然後雇馬車往東渡過亞歐界河烏拉河（Ural），穿過吉爾吉斯大草原到達塔什干，采購了輜重補給，之後決定取道帕米爾（Pamir）高原前往喀什。雖然人人都警告他，冬天走這條路，是不會活著走出阿萊河谷（Alai Valley）的，但1894年2月23日斯文帶上一名僕人、兩名車夫和雇的八匹馬堅持出發了。他們一路往南橫穿阿萊河谷，越過外阿萊山脈（Trans-Alay），經過喀拉湖（Kara-kul）直至穆爾加布（Murghob）附近當時全俄國海拔最高的堡垒帕米爾斯基哨所。4月7日，在哨所休整近一个月後斯文一行往東北方前進，翻越薩雷闊勒嶺（Sarikol）经庫倫布勒（今布倫口）第二次進入中國。

值得一提的是，斯文一行甫入中國，便有由庫倫布勒來的三位長老前來會面，並清點旅隊人數，清查行裝，確信他們不是喬裝的俄國士兵方才放心回去；再往前走，庫倫布勒當地指揮官也親自帶兵前來探訪，但也沒有多打擾，説明當年大清的邊防并非虛設，情報系統也很靈光。

庫倫布勒南方不遠便是「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Mustagh-ata），斯文在幾個月内數次嘗試登頂，均告失敗。其所到最高處達海拔為6145米。5月1日，斯文到達喀什，與清國的「喀什總督」（清制無此職，疑為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之誤）觥籌交錯了一陣子，接著又在帕米爾高原中俄交界地區度過了幾個月的愉快時光。

1895年2月17日，斯文離開喀什，開始了他在亞洲最爲艱苦的一段旅行。旅隊先往東過了喀什河〔喀什河位於天山山脈，為伊犁河第二大支流，此處疑為喀什噶爾河或排孜阿瓦提河（亦稱伽師河）之誤〕，轉而沿葉爾羌河（Yarkent）向南至麥蓋提村（今麥蓋提縣）附近，並在此建立探險總部。斯文準備從葉爾羌河畔東西向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Teklimakan）到達和闐河（Hotan）。

4月10日，旅隊向沙漠進發。除了斯文，旅隊還有四個人、兩條狗、七匹雙峰駱駝和一匹單峰駱駝、三隻綿羊、十隻母鷄和一隻公鷄，還有若干行李。5月8日，幾乎不省人事的斯文一個人終於爬到了和闐河邊，被牧人救下；5月10日，旅隊另外二人也在和闐河谷被商人救下並與斯文會合，這就是這只僥幸成功穿越塔克拉瑪干奪命沙漠的旅隊所剩下的一切了。至於爲何要搭上手下人的性命和整套裝備冒險在沙漠長途旅行，斯文是如此解釋的：「儘管目前關於亞洲内陸最詳盡的地圖都表明，東突厥斯坦地區的沙漠有待考察，但還從未有歐洲人涉足過。……勘察地球表面這一塊地域的實際情形對地理學研究而言就成了一個尚未完成的任務……」，但更重要的是「上路探險，征服未知領域，與不可穿越的險地搏鬥，這一切都散發出無可抵抗的魅力，我深深爲之着迷」。

因爲丟失了很多行李尤其是測量海拔高度的儀器，斯文無法繼續前往西藏，遂返回喀什等待從歐洲重新購置的儀器設備到達。其間斯文再度探索了帕米爾高原，時值英俄正在恰克馬廷湖（Chaqmaqtin）東北的美曼尤里地區〔書中注為Mehmanyoli，此名今不存，大致位置或在「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地區〕商討劃分從維多利亞湖〔即佐庫里湖（Zorkul）〕到中屬帕米爾——即北邊俄國屬地與南邊英國屬地之間的邊界。在沒有清國與阿富汗代表參與的情況下，雙方歡樂祥和地劃定了邊界，斯文也趁便觀摩了他們之間的運動會並參與了盛大的餞別宴會。

1895年12月14日，新的儀器運抵喀什，斯文也從一場大病中恢復過來，便再度出發。斯文先到了和闐，在此新組建一小型旅隊，有四名手下，三頭駱駝和兩頭驢。旅隊起初打算只進行一趟短途旅行，去探訪發現和闐軟玉的古河床。他們先沿著和闐河靠東的上游支流玉龍喀什河（Yurungkash）北上，再往東去往與和闐河平行的克里雅河（Keriya），再順流往北走。這時斯文規劃了一次新的冒險，即繼續往北穿越克里雅河盡頭的沙漠直達塔里木河（Tarim）。不過他們並沒有遇到什麽凶險，41天後旅隊全員安全抵達塔里木河北邊的小鎮沙雅（今沙雅縣）。之後斯文往東越過羅布泊（Lop-nur or Kara-koshun），再順著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當年走過的南方路綫於次年5月27日回到和闐。

這一路上斯文發現了兩座古城廢墟——塔克拉瑪干城和喀喇墩（Kara-dung）。「發現」是一个從外來者的角度進行表述的詞語，斯文的確是最早發現喀喇墩遺址（以及其他古城遺址，如樓蘭）的歐洲人，也是填補了當時歐洲人地圖上大片空白區域的人，不過他是在當地人的向導或指引下發現的，他（以及他同時代的探險者）所聲稱的發現卻完全忽略了原本就生活在當地的人，是一種以發現者為中心的傲慢。當然，考到到斯文們所生活的時代，這是可以理解的。

1896年7月30日，斯文的旅隊再次開拔，啓動他的首次西藏之旅。他們從和闐出發，東行至克里雅河以東的尼雅（今民豐縣），折而往南，可能沿著今天G216國道的路徑越過昆侖山，進入荒無人烟的羌塘（Changthang），之後繼續沿昆侖山南麓東行至可可西里山（Hoh Xil）北麓或東麓地區。早早到來的冬季叠加羌塘本已非常惡劣的高原自然環境幾乎擊垮了整個旅隊。55天後，他們終於遇見了柴達木（Qaidam）的塔吉努爾蒙古人牧民（書中注為Tajinoor Mongols，今不可考），結束了這段與世隔絕的孤獨旅程。

值得一提的是，斯文稱他們穿過了邦伐洛特與奧爾良王子曾經走過的路綫，還發現了可能是他們留下的氈毯。查知斯文所提到的人應是法國探險家Gabriel Bonvalot（1853~1933）與航海攝影家Prince Henri d’Orleans（1867~1901），他們曾於1889至1890穿越青藏高原，并於1891年出版了《Across Thibet》一書，其中在藏北高原和西藏東部拍攝的照片常被認為是歐洲人最早在西藏拍攝的照片（其實不是，史上第一張西藏的照片是英國軍人Philip Henry Egerton於1863年8月19日越過英屬印度邊界數英里在阿里地區拍攝的岩石）。

短暫休整之後，旅隊繼續往東進入柴達木盆地，先沿盆地南緣東行再往北至托素湖（Tosun-nor）克魯克湖（Kurlyk-nor）地區，繼而東行至青海湖（Koko-nor），再經由日月山（Nyima Dawa La）隘口進至西寧。斯文在西寧解散了旅隊，只留下一名僕人，接著他們經涼州（今武威），穿過騰格里沙漠（Tengger）至寧夏，再經包頭、張家口至南口。1897年3月，斯文抵達北京，結束了長達三年六個月的旅程。

斯文在北京「最美好的回憶」是與李鴻章「相識相知」。他記錄了應邀至李中堂府上赴宴時與李鴻章的談話，雖然他自稱在談話中「敗下陣來」，並稱與「中國近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作對手雖敗猶榮，但他其實也是在褒揚自己，因爲他是與清國最有權勢的人物平等對話。

在北京盤桓了12天後斯文返程回國。他先到張家口，再乘坐馬車和雪橇到達坎斯克（Канск，當時西伯利亞鐵路只通車至此），改乘火車到達聖彼得堡。在聖彼得堡他拜見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Николай II, 1868~1918），斯文透露自己有意規劃一次深入亞洲的心臟地帶新的探險旅行，沙皇表示願意儘其所能地提供幫助（按：當時俄國與英國在突厥斯坦爭奪利益，但歐洲人對該地區的狀況知之甚少，斯文的地理勘測有利於俄國）。

1897年5月10日，斯文乘汽船從芬蘭回到斯德哥爾摩，雖然他沒有等到少年時所夢想的盛大歡迎游行，但他仍然受邀至皇宮（該次宴會共招待了八百來賓），席間瑞典國王為其致辭。此後幾乎歐洲所有的地理學會都為他舉辦了歡迎宴會，各種獎章與皇室榮譽也接踵而至。他兒時的夢想成了真。

第二次探險

1899年6月24日，斯文開始了第四次前往亞洲心臟地帶的旅行，此行的主要贊助人是瑞典國王、諾貝爾以及俄國沙皇。俄國沙皇准許斯文免費搭乘俄國境内的各種交通工具且免付關稅，並提供了四名哥薩克騎兵作爲護衛。多虧了沙皇安排的可挂靠任何一趟列車的一整節有臥鋪的車廂，斯文才能帶著1130公斤的行李輕鬆橫跨歐亞大陸到達奧什。

7月31日，斯文帶領7名隨從、26匹馬以及兩條小狗出發前往喀什。沙皇派來的兩名哥薩克護衛在喀什與旅隊會合，另兩名哥薩克將在羅布泊加入旅隊。

9月5日，這隻重裝旅隊從喀什出發，六天後抵達葉爾羌河畔與麥蓋提隔河相望的地方，在這裏買了一艘駁船并進行改裝。9月17日，斯文帶領一小部分隊員乘舟順流而下。10月25日達到葉爾羌河與阿克蘇（Aksu）河交匯之處，其下游河段稱爲塔里木河。12月7日，船隊在新湖〔Yangi-kol，此名今不存，據書中信息及斯坦因（Aurel Stein, 1862~1943）所繪地圖推測，或位於今恰拉水庫與農二師三十一團以西地區〕最後一次抛錨泊船，并與走陸路的旅隊成員會合。塔里木河繼續往東南流，但前方河道已全部結冰，斯文遂在此建立探險總部基地。他們花了幾天時間建成一個像模像樣的小型農場，當地的羅布人給這個新出現的小村起名為「上帝締造之屋」。沒過多久，不少商旅慕名趕遠路來親眼見證這個奇跡，也有人帶東西來跟旅隊交易，甚至有一些商人、手工藝人到此開鋪子做生意，逐漸把這個地方變成遠近聞名的巴扎，甚至原來商隊走的主路也為它開出一條岔道。旅隊在這個基地待了半年左右，其間斯文數次進入沙漠探險，包括往南成功穿越塔里木盆地到達車爾臣河（Qarqan）。

1900年3月5日，旅隊從基地出發，他們可能沿著孔雀河早已乾涸的古河床往東朝著羅布泊方向前進。樓蘭遺址就是在這次旅行中發現的——準確地說，是斯文手下一位叫奧迪克的羅布人（他從新湖之後加入旅隊）因回頭去找遺落的鏟子時迷路而意外地發現了遺址。由於發現樓蘭時旅隊嚴重缺乏補給，爲了保命他們只取了少量樣本便繼續前進，未在樓蘭逗留。4月2日，他們到達羅布泊——這是斯文第二次來到羅布泊。之後，斯文沿水路往北折返至「上帝締造之屋」，並開始著手準備往藏北地區的探險。

需要説明的是，按斯文的描述，樓蘭的發現地點大致在羅布泊的北方或東北方，與斯坦因繪製的地圖一致（斯坦因的地圖上還能找到斯文曾途經但已不存於現代地圖的地方如Yardang、Kum Chapgan，可與斯文的描述互相印證）。但若對照瑞典探險家與考古學家弗克﹒貝格曼（Folke Bergman, 1902~1946）於1937年所繪的地圖以及現代地圖顯示或是文獻記載，均表明樓蘭在羅布泊的西側。稍微研究了這個讓我困擾的問題後，發現此處或非斯文的筆誤，主要因爲羅布泊會周期性位移，且因上游來水減少，湖面積大幅度縮減，至斯文與斯坦因去的時候，羅布泊只剩下塔里木河注入處Kum Chapgan的東側有水，此處的確在樓蘭的西南方。按斯坦因的地圖，斯文確實可以在游了羅布泊后從Kum Chapgan溯塔里木河往北回到新湖基地。塔里木河在1921年改道東流，直接注入羅布泊，這也與Folke的地圖相符，而現代地圖上以改道後以及古羅布泊湖床來標注羅布泊位置，故樓蘭看起來在湖之西。此外，1958年測量數據顯示，羅布泊面積達到自1931年有記錄以來的最大值5350平方公里，時為中國第一大湖，但自50年代以來因建設兵團進駐，遷入大量人口，因耕作、開礦等耗水量大增，又因在塔里木河流域修建太多水壩，至1962年塔里木河下游斷流，羅布泊迅速乾涸，羅布泊變成寸草不生的「死亡之海」；至21世紀初略有恢復，2013年數據顯示羅布泊水域總面積達760平方公里。

5月19日，斯文的旅隊出發前往藏北，此時有四個羅布人新加入旅隊。旅隊先順塔里木河南下（在此之前半年河道季節性乾涸）直到再無法行船，再陸路前往東南翻越阿爾金山（Altyn-tagh），并在曼達利克（Mandarlik）〔此名今不存，推測位於阿爾金山以南，東昆侖山北支祁曼塔格山（Chimen-tagh）以北，在柴達木盆地西北角，今伊吞布拉克鎮西北西50公里許處〕的泉水與樹叢間建立了一個大型總部，作爲之後探險的起點。

7月18日，旅隊再次出發，去往南方的青藏高原腹地。走過高山、雪山、冰川、湖泊，抗住了零下十幾度的惡劣氣候与斷糧的險境，艱難跋涉84天後，才終於再次遇到人。10月16日，他們到達底穆爾里克（Temirlik，疑為今鐵木里克村，位於茫崖鎮南不遠處，但此處與Mandarlik的距離似無需走三個月，此推測或有誤）。這段旅途中有一位隊員病故，十二匹馬只剩下兩匹，七頭駱駝也只有四頭活下來。

11月11日，旅隊再次上路，到西南方的阿雅克庫木湖（Ayakkum）進行了一個月的短途旅行。斯文本打算喬裝成朝聖者混入西藏（當時西藏嚴禁歐洲人進入），但途中所遇從焉耆去拉薩的蒙古朝聖者識破了這個白人的身份，從而「成功地瓦解了」他前往拉薩的種種計劃。不得已，斯文決定回頭去探索樓蘭。

斯文將探險總部遷回了諾羌（今若羌縣）。12月12日，旅隊再次出發，沿阿爾金山北麓往東到今天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一帶〔此地之東有黨金果勒河，黨河為疏勒河（Shule）支流，疏勒河曾流入古羅布泊〕，折而向北穿過戈壁沙漠到孔雀河地區的六十泉（此地名已不存，我推測此地或是斯坦因地圖上標註的Altmish-bulak，大致坐標為40.942962, 89.904829），再往西南方去到樓蘭。

1901年3月3日，斯文第二次來到樓蘭古城。3月9日，斯文完成了對古城的天文觀測定位，對房舍的圖紙繪製和測量，並蒐集、挖掘了大量的樣本後結束了探訪。斯文發現樓蘭的重要意義——尤其是對於中國人——一言以蔽之，他在樓蘭發現了東方的龐貝（Pompeii)。

3月10日，旅隊出發，先往西南方穿過沙漠，到達塔里木河注入口的在羅布泊沼澤地的阿布達爾村（Abdal），再由此返回設在諾羌的探險總部。斯文在諾羌重組了旅隊，補充了大量的物資，準備前往西藏。

5月，旅隊分批出發，先有一大隊人馬帶著糧食、牲畜和行李先行去往阿雅克庫木湖西岸。5月17日，斯文出發，他帶著五個人，包括一名從烏蘭巴托（Ulaanbaatar）新找來的充當嚮導和翻譯的年輕喇嘛，以及十二匹馬、十頭騾子。6月4日，兩隊人馬在湖邊會合，繼續南行。此時旅隊共有三十九頭駱駝、五十隻綿羊、十頭騾子加上僱來的七十頭騾子（只隨行兩個月便返回，托運給牲口吃的玉米）、十二匹馬、八隻狗，以及能供應十個月之需的糧食及各種裝備。——因為旅途艱辛，絕大部分牲口都未能活著走完這趟旅行。

7月24日，斯文在一片有牧草的山谷建立了新總部，稱為44號營地。他把大部隊留在此地，只帶少數的人馬，打算喬裝成從布里亞特（Buryatiya，今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國，位於貝加爾湖之東）來的朝聖客去往拉薩。8月4日，斯文踏上去往拉薩的主路，進入康區（Kham）。8月5日，或因藏人舉報，西藏官員進入斯文的營地，就地將其軟禁。不久，那曲總督（藏制無總督，疑為「宗本」之誤）Kamba Bombo（1904年5月於英軍入侵西藏期間，斯文推出此人曾作為指揮官率軍作戰，戰敗身亡）前來交涉。西藏人細緻周到地招待斯文一行，但堅決地拒絕其繼續前往拉薩，幾經討價還價，最後的結論是「禮送出境」。8月20日，斯文一行在士兵的護衛或者說押送下回到44號營地。斯文第一次勇闖拉薩以失敗告終。

這位白人探險家並沒有那麼聽話，他決定帶隊繼續往南走，去無可去時則往西去拉達克（Ladakh，今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再翻越喜馬拉雅山往南去往恆河流域。

旅隊先南下至雅魯藏布江（原文如此，應為扎加藏布江之誤），再乘船西行至色林錯（Siling），此時納聰（Naktsang，疑為今申扎縣）宗本又前來談判，試圖阻止歐洲人繼續南下。最後斯文在此地眾多湖泊遊覽一番後，同意改道往西去拉達克。

9月25日，斯文在藏人的「護送」下開始穿越整個西藏內地的旅程。一路無話，旅隊於12月3日到達班公錯湖（Pangong-tso），12月12日到達西藏與拉達克的交界，12月17日斯文到了拉達克首府列城（Leh）。後應邀至加爾各答（Kolkata，今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歡度耶誕節，再之後返回列城。

1902年1月1日，斯文帶領一名哥薩克從列城出發，往西翻越佐吉拉埡口（Zoji La，今稱索吉隘口）到達查謨和克什米爾（Jammu and Kashmir，今稱印控克什米爾）的夏都斯利那加（Srinagar），再離開山區往西達到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並由此南下印度各地旅遊。3月25日，斯文返回列城。4月25日，斯文帶領還未解散的部分旅隊成員從列城往北經由喀喇昆侖山口（Karakoram Pass）返回喀什。5月13日，斯文到達喀什，旅隊正式解散。之後斯文獨自穿過俄國境內直達聖彼得堡，在彼得夏宮覲見沙皇，之後於6月27日回到故鄉。

第三次探險

斯文在斯德哥爾摩家中待了三年，大半時間用來撰寫之前旅行的科學報告，但對西藏念兹在兹。在歐洲國家當時發佈西藏地圖中，雅魯藏布江（Yarlung Tsangpo）以北的地區是一片空白，赫然印著「未勘探」，斯文雄心勃勃地想以實際的高原山脈、湖泊、河流來填充這片空白。斯文的想法得到了英屬印度總督（Governor-General of India）寇松勛爵（Lord Curzon of Kedleston, 1859~1925）的支持。

1905年10月16日，斯文再次出發，渡黑海，經由小亞細亞（Anatolia，今稱安納托利亞）抵波斯，在德黑蘭受到了波斯新國王穆扎法爾丁（Mozaffar ad-Din Shah Qajar, 1853~1907）的歡迎。1906年1月1日，斯文騎著駱駝出發，艱難穿越卡維爾鹽漠（Dasht-e Kavir）和俾路支（Balochistan）到達今巴基斯坦努什基（Nushki），接著換乘印度火車穿越印度平原，抵達位於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的英屬印度的夏都西姆拉（Shimla）。寇松勛爵夫婦熱情招待了斯文，印度總督也做好了準備來支持他的西藏之行，可這時倫敦組建了新一屆政府，雖然繼任的印度總督明托伯爵（The Earl of Minto, 1845~1914，書中稱勛爵或系誤譯）打算蕭規曹隨，但新任印度事務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約翰﹒莫萊（John Morley, 1838~1923）卻把斯文的路堵死了——拒絕斯文跨過印度邊界進入西藏，並撤回了之前派給他的觀測員、助手、武裝扈從等等一切支持。其時有不少人在英國替斯文關説，但莫萊在國會就此事接受質詢時稱「帝國政府已決意將西藏與印度隔離開來」。

斯文從來都不是個聽話的孩子，西藏當局之前攔不住他，現在英國人也不行。雖然英國政府毫不退讓，緊閉大門，斯文還是「從窗戶爬了出去」。斯文決定取道印度北邊的中國領土（即喀喇崑崙山口，今此地的部分主權歸屬存爭議）——一條莫萊無權管轄的道路——前往西藏。他到達斯利那加後重組了旅隊，對外宣稱要去往東突厥斯坦。旅隊由一名曾陪同許多歐洲探險家進入亞洲内陸的穆斯林作領隊，加上兩名刹帝利（Kshatriya，古印度種姓制度中的軍事貴族）武士，一個做秘書的歐亞混血兒，一個天主教徒的伙夫，還有領隊雇來的25個人；牲口則有八十八匹馬（其中三十匹是借來的）、三十六頭騾子，十頭氂牛（也是借來），還有三隻路上撿來的小狗。英國政府也不是傻瓜，傳令稱若斯文執意前往西藏，則不惜以武力相阻攔，可惜這道命令被斯文在列城的朋友因「疏忽」而遲滯了幾天，直到斯文的旅隊已消失在群山之間，無跡無蹤。

1906年7月16日，旅隊從斯利那加出發，過了班公錯後，在最後一個有人聚居的地方佛布朗（Phobrang，फोबरंग，班公錯西側湖北濱不到10公里處）補充了三十隻綿羊、十隻山羊和兩隻狗。旅隊繼續往東北方前進，翻越马尔斯米克拉山口（Marsimik La）後北行至羌臣摩河谷（Chang Chenmo），更往北至阿克赛钦湖（Aksai Chin，此湖位於昆侖山南麓，今屬新疆和田縣實際管轄，但中印對此地區的主權存有爭議）。10月6日旅隊一改東北方向的前進路綫轉進東南方，進入未有歐洲人踏足過的羌塘。此時，活著的牲口只剩下二十九匹馬、三十頭騾子、十八只綿羊。10月24日，還剩下二十匹馬、十八頭騾子，其中四頭已經毫無用處，但他們發現了氂牛獵人留下的痕跡，終於開始靠近人烟。11月12日，又損失了三匹馬，他們終於第一次遇到西藏人，並買到五頭氂牛、四隻綿羊和八頭山羊。這救了他們的命。11月17日，旅隊繼續上路，并由那兩位西藏人擔當了一段時間的向導。之後旅隊在東查湖（Dungtsa-tso，今改則縣古姆鄉東北東約30公里處，此地曾有金礦與鹽礦）遇到了藏人的帳篷營地。11月22日，旅隊帶著十四頭騾子、十二匹馬和十頭氂牛再次出發，並上了一條淘金者和運鹽商隊修建的大路。這時他們已被西藏人發現，地方首領又前來試圖阻止其繼續南下，無果。12月3日，旅隊在西藏人的跟隨下到聖湖達當惹雍錯（Tangra Yumco）附近，但再也無法前進。

1907年1月12日，在前次旅行中阻攔過斯文的納聰宗本再次來到斯文駐扎在昂孜錯（Ngangtse-tso）的營地談判。其間，信差送來班禪喇嘛給斯文的信。這封信其實是斯文藉助英國人影響力所使的手段，這是一封由加爾各答送到江孜（Gyantse），經班禪之手後再轉送至斯文的信，但足以代表班禪的許可。於是，談判再無必要，斯文前進道路上的障礙被一掃而空。

旅隊繼續前進，大致沿昂孜錯東側陸路南下，可能行至美曲藏布並沿河谷南下，美曲匯入多雄藏布（Dokzhung Tsangpo，本書稱作拉嘎藏布）後折向東南方至雅魯藏布江，至此再改乘船順流至年楚河（Nyang Chu）河口，再騎馬沿河谷南行。2月8日夜，斯文抵達日喀則。此時，離開列城時所帶的百餘頭牲口只剩下五匹馬和一頭騾子。

到日喀則之前，斯文本可沿雅魯藏布江順流至吉曲（今拉薩河）河口再騎馬去上次旅行時渴望而不可及的拉薩城，但「如今卻完全沒有了興致」。在英國與俄國為爭奪中亞控制權而展開「大競力（The Great Game or Турниры теней）」的背景下（寇松勛爵支持斯文入藏亦是同樣原因），英國於1904年發起了侵藏戰爭，英國人稱爲「榮赫鵬遠征西藏（Younghusband expedition to Tibet）」，藏人稱之爲「木龍年戰爭（ཤིང་འབྲུག་དམག）」，其真正目的是使西藏成為英國與俄國之間的緩衝地區。英軍毫無懸念地戰勝藏軍，占領拉薩。因此，英軍統帥榮赫鵬（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42）等人以及一些學者、記者都早於斯文到過了曾經的禁地，對斯文而言「未知事物所散發的獨特魅力已然消逝」。

在日喀則，班禪仁波切給予這位初來乍到的陌生歐洲人非同尋常的榮耀和禮遇。班禪親自接見了斯文，暢談之後還邀請斯文一道參加藏曆新年大法會，並允許斯文在扎什倫布寺（Tashi Lhunpo Monastery）及周邊地區隨意走動，拍照或畫素描記錄也無妨。「班禪的朋友」的身份讓斯文之後的旅行順利了不少。

斯文的記錄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記錄的喇嘛的天葬儀式。喇嘛垂死時，衆僧便開始爲其念誦禱文。俟其往生，遺體先置於室内凡三日，再送至扎什倫布寺西南不遠處的貢帕薩帕村（此名今不存，具體位置不可考；當時天葬師受人鄙夷，不住寺内而聚居於此村）進行天葬。天葬師將繩的一端系於尸體的脖子，另一端系於柱，拉直尸體以便剝皮，而早已聚集在周圍的禿鷲則大啖其肉，「幾分鐘功夫，尸體僅剩下一個骨頭架子」；天葬師再以臼將骨頭磨成粉，和以腦髓，捏成團，以之飼禿鷲。亦有不少寺院飼養聖犬，以代禿鷲。

斯文在日喀則住了47天，因1904年木龍年戰爭及1906年《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的影響，他的存在引起日喀則、拉薩、北京、加爾各答與倫敦之間的一場不大的外交風波，最後各方達成一致，同意斯文往西北方離開西藏，路綫是沿拉嘎藏布江（今多雄藏布江）至其源頭，再穿過雅魯藏布江以北的地區，沿途由護衛「護送」出境。

3月27日，斯文旅隊離開日喀則。到達拉嘎藏布與美曲藏布交會處，但護衛意外地將其引向北，沿美曲河谷往上並翻越外喜馬拉雅山脈〔Transhimalaya，中國稱之爲岡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脈（Gangdise – Nyenchen Tanglha range）〕主脊，這路綫歪打正着地中了斯文的下懷。

4月下旬，旅隊來到聖山達果岡日山（Targo Gangri I，今漢語名不詳，疑為格爾耿山，位於許如錯東北十餘公里處）附近，在山脚下的達果藏布河畔扎營。之後他們再次翻越岡底斯山，於5月11日回到多雄藏布江邊，仍西行，但途中反復翻越岡底斯山脈，甚至一度往南到達喜馬拉雅山脈並由甘達基河谷（Gandaki）稍稍進入尼泊爾國境内。斯文還通過測量水文數據確定了庫比藏布（今庫比曲）為雅魯藏布江正源，並在三位當地向導的幫助下沿庫比曲往西南方前進，終於發現了地球上一條著名大江的發源地，而代價只是付給三位向導35美元。

83天之後，斯文到達聖湖瑪旁雍錯（Manasarovar），這一路上除了兩天半的路程外，其餘都是從無歐洲人踏足過的嶄新路綫。在瑪旁雍錯及拉昂錯（Rakshastal）待了一個月，做足了地理測量並拜訪了聖湖周邊的八座寺廟之後，斯文還去了岡仁波齊（Mount Kailash or Gang Rinpoche）轉山，不過他是以異教徒的方式——騎馬——完成的。

斯文還發現了印度河（Indus）源頭。9月10日，在岡仁波齊東北方，斯文發現了印度河起源的小泉。他發現的時候泉水旁已有三座嘛呢堆和一道方形的嘛呢墻，上面刻有象徵意義的美麗圖案，斯文可能只是最早發現的歐洲人而已。之後，斯文去往拉達克。

斯文仍不滿足，儘管西藏、北京、英國以及俄國都試圖阻止他，他打算繼續探索地圖上的「未知地域」。爲此他散播假消息，稱他打算從拉達克前往和闐，爲了怕途中被藏人認出來還遣散了旅隊成員。之後他到了强拉山口（Chang La Pass）以东的Durbuk與Tangtse（均在今印度拉達克中央直轄區，位於班公錯西北方不遠處），通過一位拉達克商人秘密安排了一隻新的旅隊。達拉克商人為斯文雇了十一名手下，其中八個是穆斯林，三人是喇嘛教徒；出發不久隊伍又招收了兩個達拉克牧民兼獵人，共計十三人，這些隊員也不知道斯文的真正計劃。出發時牲口共有二十一頭騾子、十九匹馬、二十五頭綿羊和兩隻狗。

12月4日，新旅隊出發，開始了又一次的死亡之旅。旅隊先沿著向北延申的喀喇昆侖山口路綫前進，至12月24日離開通向和闐的大道，去往喀拉喀什河谷（Karakash，和闐河上游兩條支流中靠西的一條），繼而往東或東南，翻越了昆侖山進入羌塘，之後的路綫不詳，可能經由窩爾巴錯湖（大致坐標：34.488371, 81.005038）往東南方前進。在冬季的暴風雪和極寒中穿越這段路，難如登天。

1908年2月4日，旅隊只剩下十七頭疲憊不堪的牲口。2月8日，他們終於遇到西藏牧民，這是六十四天以來他們第一次見到活人。2月15日，斯文的坐騎也死了，僅剩的十頭牲口已載不動那麽多行李，於是生存必須品之外的行李統統被付之一炬或抛棄，貴重的備用儀器等金屬物件被沉入湖底。他們後來買到十幾隻綿羊，便把綿羊也拿來馱行李（五隻羊的載量約等於一頭騾子）。3月28日，他們到達門東寺地區（今措勤縣以東不遠處），遇到了當地宗本，但宗本沒有發現這位喬裝又善於躲藏的歐洲人。4月15日，斯文第六次穿越岡底斯山脈主脊，成功地在地圖上的空白地帶開闢出一條嶄新的路綫。

之後繼續往東走，走上商旅路綫的主路。4月24日，旅隊沿倫布崗日山（Lunpo Gangri or Lunpo Gangri，此爲岡底斯山脈最高峰）東北麓的山谷進入薩嘎（Saga，今薩嘎縣）。薩嘎宗本接到運鹽商隊的舉報，派人去往斯文的營地進行交涉，後又親自談判。5月6日，終於達成協議後斯文再次出發。斯文帶小隊人馬往北走，第七次翻越了岡底斯山脈。他們到了扎日南木錯（Zhari Namco），斯文稱自己是「親眼見過、並證明此湖存在的第一人」，「心裏很滿足」。當惹雍錯就在東邊不遠處，但這次西藏人又成功地阻止了斯文，他第三次去聖湖的嘗試仍舊落空。6月初，斯文西行至達塔若錯（Taro-tso），之後繼續往西前往「尚未勘探」的地區，直至托克欽（今名不可考，推測位於瑪旁雍錯附近）。

一路上斯文先後八次翻越了岡底斯山脈，經過八個不同的埡口，其中只有一個「為世人所知」，這中間五百七十英里的地帶從未有歐洲人來過。他終於達成願望，將英國出版的地圖上的這片巨大空白一五一十地描繪出來。返回家鄉后，將這道橫貫喜馬拉雅山脈以北並與之平行的新的廣袤的山系命名為「外喜馬拉雅山」。

之後斯文將旅隊一分爲二，一部分人徑直西去拉達克，他則帶領部分人沿印度河上游支流薩特萊傑河（Sutlej，中國境内河段稱朗欽藏布或象泉河）往西再往南翻越喜馬拉雅山脈進入印度。1908年9月15日，斯文到達西姆拉，探險結束。

斯文這次旅行結束后先去了日本，之後經由俄羅斯回到家鄉。本書結束。

這本自傳出版於20世紀20年代。1924年斯文在美國演講歸國後，便以英文將其前半生的探險故事寫成了這本生動的自傳，其最初是爲美國讀者所寫，題爲《My Life as an Explorer》。斯文每次探險結束後一般會有兩類成果，一類是將旅行中的科學發現及繪製的地圖等作爲學術研究成果發表，例如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Asia (Stockholm 1904~1907)及其最有代表性的Central Asia atlas (Stockholm 1966)，另一類則是游記，詳細記錄旅途見聞，例如其以德文出版的Durch Asiens Wüsten. Drei Jahre auf neuen Wegen in Pamir, Lop-nor, Tibet und China (Leipzig 1899)，而這本自傳相當於斯文自己對後者所做的濃縮。

1932年，由李述禮（1904~1984）翻譯、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與斯文曾同爲中國-瑞典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領隊）作序的中文版由開明書店出版，題為《探險生涯——亞洲腹地旅行記》；次年，又有孫仲寬的譯本由「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印行，題爲《我的探險生涯》。翻譯出版的背景為1927年至1935年間，斯文重回中國，率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對蒙古、戈壁沙漠和新疆的氣象、地形和史前狀況進行了考察。因孫仲寬譯本系理事會自印，可能數量不多，流傳不廣，1949年之後多次重印的都是開明書店的版本。1997年，楊鐮在開明書店版的基礎上加以整理校正，由新疆出版社再版。我所讀的電子書大概是基於新疆出版社的版本，但經不知名的人做了一些有好有壞的調校。

因斯文是旅行家、探險家，他所詳細記錄的主要是他的旅程，若不對照著地圖看，讀者無從跟隨斯文的脚步。三十年代譯本的譯者都是大家，但當年的用語和名稱多與現在不同；雖然新疆版做了不少校正，但似乎只來得及整理部分新疆地區的譯名，杯水車薪，爲了能更清晰地看出斯文的旅行路綫，我花了很多時間查閲資料，比對古今地圖，也修正了以前版本中的一些錯誤，力求將書中的地名在現代地圖中還原，最後竟成了這篇創個人紀錄的上萬字的劄記。若我的這些「無用功」能讓其他對本書有興趣的讀者少走一些彎路，我就心滿意足了。盡管如此，限於能力與時間，還有很多地名沒法確認清楚，尤其是斯文最後一次探險，他反復翻越岡底斯山脈所走的路綫我還無法在地圖上還原。

至於斯文這個人，他是19世紀與20世紀最有名的探險家之一，他聞名於世不止因爲他發現了樓蘭遺址，他對中亞腹地地理勘測也作出了很大貢獻，比如發現了雅魯藏布江、印度河源頭，確認了「外喜馬拉雅山脈」等等。斯文在中國也非常有名，除了家喻戶曉的樓蘭，斯文還組織領導了中國-瑞典西北科學考察團（1927~1935），更重要的是他曾負責為這次考察籌款。雖然這個考察團起初爭議不斷，但八年中科考團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在考古學、植物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等多個領域都有很大的發現，也為中國培養了不少人才。科考結束後，爲了出版50多卷版的資料和成果供全世界所用，但因爲沒錢支付印刷費用，斯文典當了自己占滿幾個房間的龐大而珍貴的藏書，可見他對其事業之熱愛。

但不得不提到，他在科學界的地位曾因爲其政治傾向而受到貶損。斯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明確支持德意志帝國及其發動的戰爭，二戰時斯文曾支持納粹，曾主張納粹德國保護斯堪的納維亞以免受蘇聯的入侵；但硬幣的另一面是，藉助其與納粹的關係，斯文使得十名被判死刑的人獲得赦免，也成功救下一些集中營裏的猶太人。有人稱他是一個不能與時俱進的停留在十九世紀的人，更有甚者稱「赫定從未見到一個新瑞典：他對於移民風波，勞工運動和貿易聯盟的進展，工業化進程和大眾宗教復興都很陌生。他也不贊成普選投票，特別是君主政權下的民主選舉。赫定是一個堅定的保皇黨，反對議會制，他是民族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Eric Wennerholm loc. cit. pp 142f）」

這些評價并不影響讀者對本書的閲讀，也不能否定斯文在專業領域的才能，即便在科學知識以外，在19世紀末的條件下，成功帶領一噸重的裝備，組織和領導一個完全跨文化的團隊，讓團隊願意冒著生命危險一致行動，並與多國政府及各地方勢力周旋，甚至建立友誼，這樣的能力放在今天也是非常出衆的。

即便讀者對地理并無興趣，這本自傳也可以當作生動有趣的探險故事書來讀，若加以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視角，通過瞭解百餘年前中亞地區的風土人情，更可增長見聞。比如，前文提過的斯文所記錄的西藏日喀則僧侶天葬的過程與我所知的天葬過程略有不同，但若與本書中斯文記錄的在波斯（伊朗）亞茲德（Yazd）所見的帕西人〔Parsis，對堅持信仰索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亦稱祆教）的波斯人信徒的稱謂〕的「野葬」情形相比，有極大的相似，帕西人將尸體露天放置於「寂靜之塔」，任由猛禽啄食其肉，這種方式與古印度的「屍陀林（Shmashana）」又有異曲同工，可以合理推想西藏的天葬收到了祆教的影響；還比如斯文記錄的藏人禮節今天已很罕見，即無分貴賤，西藏人會盡量伸出舌頭以表尊重。若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也可以通過其記載窺見當年北京與拉薩的關係，以及中俄各屬突厥斯坦的關係。

當今地球表面上已經沒有地圖上的「未勘測」區域了，所以斯文等探險家的故事已成絕響，待世上再有斯文，或是宇宙中另一顆星星上的故事了。

是爲記。

2023年8月於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