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一個高危的職業，如果工作沒做好——不論是因為外敵入侵、政變或是革命——輕則被流放，重則被砍頭，連親族也被株連，古今中外，史不絕書。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武王克殷後，帝辛雖自焚於鹿臺，但其後裔被封於宋，這是古代「興滅國 繼絕世」的仁人之政。宋國雖被眾多姬姓封國包圍，春秋時畢竟也當過一屆霸主，這是後話。

現代社會也不乏「仁人」，日本戰敗后，山姆大叔不但沒有怪罪昭和天皇（生卒1901-1989，在位1926-1989），還保留了他的大位，這更是仁中之王啊！裕仁的鄰居宣统皇帝（生卒1906-1967）也沒有被砍頭，但餘生與「末代皇帝」的身份一樣，被時代裹挾著，走向不幸的結局。

在極其有限的史料中，除了《清史稿》，怕再沒有哪本書能比《我的前半生》提供更豐富的清遜帝的生平了——雖然書名是「前半生」，但遜帝薨於特赦后八年，這本書所寫的基本可概括他的一生了。但是，在讀本書之前，我最大的顧慮是——書里所講的事，究竟有多可信？

雖然每個人都在傳記里有意無意地「撒謊」，皇帝陛下更不例外，但我的擔心更多地來自他寫這本書時所處的環境與時代背景。——這本書時問世時溥儀正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裡「改造」，從50年初起，為了「幫助戰犯改造」，所方要求戰犯們寫自傳，交待自己的生平，其實質是寫認罪伏法的「認罪書」、「懺悔錄」。事實上溥儀的這份懺悔錄並非親自執筆，而是經其口述，加上同獄的蒙古王公和偽滿大臣們提供的資料線索，由「御弟」溥傑操觚，其交待的內容應至1957年止。這個版本即是後來所說的「灰皮本」，僅供政府內部參考閱讀。59年溥儀與杜聿明等十人被特赦回京。在政府的關照下，由李文達協助溥儀大幅度地重寫了本書，並把他的故事一直寫到62年。李文達當時有兩個身份，一是群眾出版社的新任編輯，同時也是公安部委派來寫溥儀自傳的人。也正因為如此，溥儀的遺孀和李文達的後人在90年代曾對簿公堂，爭奪這本書的著作權（及其經濟利益），弄得很不體面。若按公安部的說法，「事實上的作者」應是李文達。

我不知道「灰皮本」如何，但就李文達重新整理的這個版本而言，讀來更像史料，而非傳記。——一方面是因為歷史資料比較豐富，這是其優點，但書中多「事」而少「情」，顯得溥儀的性情如同一張薄紙，只剩下對傀儡生涯的悔罪以及對政府改造的感激。生在劇變的時代，生在帝家，作為親歷者，更作為一個人，他的憂懼、歡喜、恐怖、徬徨、猶豫、渴望、依戀、哀傷、無奈、憤怒，我幾乎看不到，我甚至不知道他喜歡什麼，討厭什麼。我不相信他真的只喜歡「復辟」，我也不相信他真的是那麼懵懂無知，一生都是被人牽著鼻子走，我也不相信他對身邊一切的人真是了無牽掛甚至無情。

不揣冒昧地想，溥儀的人設是為了自己脫罪，所以在書中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異常孤獨又矛盾的皇帝，他用多疑在他人之間築起護城河，但同時一切決定都依賴於他人，如早期的陳寶琛、莊士敦，後來的羅振玉、鄭孝胥，甚至關東軍人士。若對前兩者還有信任可言，對後者似乎只剩下相互利用。但溥儀把妹妹韞龢嫁給鄭孝胥的孫子，這真的只是「和親」這麼簡單麼？此外，有趣的是，他對人物的臧否也頗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比如對胡適和羅振玉的貶損。

溥儀三歲進宮，進宮次日光緒帝駕崩，第三天慈禧駕鶴西去，緊接著宣統皇帝登上大寶。未及成年，還沒真正體驗做皇帝的滋味，三年後辛亥革命爆發，宣統第一次退位。根據《優待條件》被「軟禁」在紫禁城的狹小世界裡，和當時中國風雲變幻的局勢完全脫節，以至配合張勳演出了復辟當十天皇帝的荒唐鬧劇後，第二次發布了《退位詔》。再後來被鹿鍾麟驅逐出紫禁城，最終退避天津，囿於跟皇宮沒法比的張園和靜園中，但遜帝獲得的自由反而有所增加。「九一八」之後被日本人送至東北，做了「滿洲執政」，也沒讓溥儀住進瀋陽故宮，而是困在恐怕還不如靜園的府中，一切行動均受日本人牽制。直到蘇聯的「八月風暴」掃蕩滿蒙，溥儀第三次宣布「退位」，但沒能逃到日本，被蘇聯人俘虜到伯力，雖然優待有加，但仍然甕中之鱉。其間參與東京審判作證，或是其人生足跡最遠處。後被移交新中國政府，在撫順和哈爾濱的戰犯改造所裡接受改造，直到59年被特赦。

從宮殿到監獄，就是這位永遠生活在高牆之下的皇帝的人生寫照。他的一切行動與思考都曾有一個明確的邊界，這是後人在評論他時必須要考量的因素，也是一個難點，因為別人都沒有這樣的經驗。若說溥儀的一生很不幸，比起他「治下」的平民的遭遇，這評斷畢竟太過矯情。但作為一生命運不由自主的人，不該由他一人來承擔這些責任是無疑的，他畢竟不是朱由檢；若論「賣國」，他的行徑的破壞力恐怕還不及當時的汪精衛。

特赦之後，在報導中溥儀的人生似乎是積極有活力的，證明了改造的成功。在周恩來的特別保護下，似乎也沒有遭到文革的過度衝擊，或者說，帝星「幸運地」在運動初期隕落，保留了最後一絲尊嚴與體面。

溥儀無子，但在撫順時曾立嗣，立毓嵒為「皇子」，「皇子」在99年去世。溥儀的妹妹們也大多活到了九十年代甚至二十一世紀，中國最後的皇室後裔就這樣悄無聲息地絕了嫡傳，再也不可能有宋襄公了。

圍困溥儀一生的所有高牆中，撫順或是最特別的。在沒有宣判而被羈押的漫長歲月中，他的思想從根本上被成功改造（至少看起來是成功的），從最初地抵觸到最後的欣欣然（否則怕不會被特赦），這是無論民國人還是日本人都不曾做到的。這個案例也給了新國家及其人民以信心，皇帝都能改造好，還有什麼是改不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