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記得餓是什麼感覺麼？

不是下午茶之前的那種餓，是四肢乏力、舉步維艱、頭暈目眩、畏寒、全身發抖，直至發虛汗的那種餓，或更甚。我常騎單車旅行，若去偏僻地方，難免有時補給匱乏，加之體力消耗大，偶有這種程度的飢餓體驗。飢餓來臨時，身體與意識似乎都在慢慢離你遠去。幸好，只需捱過個把小時，又能遇到人煙，找到食物；可設想這飢餓持續數日、數月，甚至數年，又會如何？

會死。

這就是「夾邊溝」歷史的基本事實。夾邊溝是地名，屬甘肅省酒泉市金塔縣，西南去酒泉約30公里，其地處祁連山之北，巴丹吉林沙漠西緣，面積200多平方公里。此地多戈壁荒灘，乾燥少雨，風沙猖獗，土地貧瘠且鹽鹼化嚴重。1957年反右，「夾邊溝農場」被改爲「勞教農場」，大批「右派分子」被源源不斷地從甘肅各地送來接受「勞動教育」。（勞教不同於勞改，勞改是刑罰，有刑期，受勞改者爲犯人身份；勞教理論上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算犯罪，勞教者非犯人，期限不固定）其接收的右派人數大約佔全省右派的21%。1958年最高峯時，夾邊溝農場向勞改局報告的人數爲3074人，包括女性32人——事實上，在夾邊溝的勞教人員，最高峯時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因爲不合理、無休止的高強度勞動，缺少避寒的庇護所，且日益減少的糧食配給，從58年冬天開始，右派大量死亡——初到夾邊溝時每人每月配給40斤糧食，58年後減至30斤、24斤、15斤……直至每人一天只有不到7兩糧食（舊制一市斤有16兩，7兩不足半斤，約等於現在一隻可頌麵包的重量），所供應的也不是白麪，而是粗糧加上樹葉等磨成粉，煮成糊糊，無油少鹽。及至1960年末，中央糾正甘肅省委的極左路線，61年元旦開始「搶救人命」，活着離開夾邊溝的倖存者只有500來人。

廣義上講的「夾邊溝」，除了夾邊溝勞教農場，還包括周邊的數十所農場，如新添墩、高臺、飲馬三場、十工、四工、下清河等。甚至遠至青海，如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中陸焉識被發配到青海湖附近的農場，其情形與夾邊溝類似，程度或有不同。

奧斯維辛留給後人的是悲憤，甚至是仇恨，因爲那是敵人的罪行；古拉格留給後人的是沉痛，無法言說的沉痛，因爲它來自於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夾邊溝」留下也是同樣的一種沉痛。

「夾邊溝」更是讓人扼腕痛惜的，因爲在建設新國家亟需人才的時候，它卻有系統地消滅了知識分子。當年支援大西北建設，甘肅麇集了全國各地的人才，甚至海外歸國學子，所以後來命喪夾邊溝的「反」「壞」「右」當中有不少名人、能人。比如留美水利專家傅作恭，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受時任水利部長的二哥傅作義之召喚，回國報效，支援西部建設，但因與省委第一書記張仲春意見不合，被打成「右派」，60年冬死在場部的豬圈旁——餓的不行，想去扣點豬食吃，結果起不來，倒斃於豬圈，後屍體被大雪覆蓋，直至來年春天才被發現。再比如翻譯家黃席羣，李宗仁代總統時期，派張治中與共產黨談判，黃任英文翻譯（時美國仍在斡旋），解放後不少著名翻譯家都是其弟子。再比如改革開放後名噪一時的美學家高爾泰（我第一次詳細的知道夾邊溝故事，就是拜讀了其自傳《尋找家園》）……至於那些還來不及讓才能發光發熱，來不及名垂青史卻又有才華的人，就更不可計數了。

（當我寫下這一段時，我心中暗暗問自己：同樣的生命，但若死在戈壁荒灘的是三千愚夫愚婦，甚至是勞改罪犯，我還會抱有同樣的悲慟惋惜麼？……我不敢回答。）

這本書被歸類爲小說，甚至不算報告文學，但楊顯惠爲這本書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詳細的採訪，本書的所有故事乃至表達方式均依託於倖存者的口述。我認爲從內容上來看，這應該算是nonfiction（非虛構），只不過因爲題材的敏感性及當事人的意願，以及爲了進行文學的加工，這本書被劃作小說而已。同樣的例子可見馮驥才寫文革的作品《一百個人的十年》。

在揭示真實這一巨大的歷史意義之外，若單談論文學性，本書或仍存很大的進步空間，甚至《一百個人的十年》都略勝它一籌。一百個人在文革十年中的遭遇是散落的，共同的只是荒唐的時代背景；而夾邊溝裡的三千人在時間與空間上均緊密相連，既有交集又錯落——書中的故事包括了被勞教的右派、女右派、「柺棍」、就業人員、場部的幹部、右派家屬等不同的角色與角度——如果能夠以更放射性的方式——或採取其他值得嘗試的文學技巧——而不僅是平行的線性敘述，會不會讓這些材料迸發出更大的能量？

當然，真實的能量已經足夠大了。書中故事一字一淚，讓人不忍卒讀。其中有兩則故事，我印象很深。其中一則的「我」在木工組工作，一次分到去拉洋芋（土豆）的美差，結果一行九人趁機吃掉了160斤洋芋。難得飽餐一頓，但長久飢餓後胃已經不能正常蠕動，再加上吃得過多，痛不欲生，有人當天就脹死了，好在「我」只是上吐下瀉。同組的同伴牛天德——他是舊社會的大學生，從東北來到蘭州支援建設，在省建工局做工程師，當時五六十歲，文質彬彬，身體很弱——非常照顧我，一會接我吐的，一會接我瀉的，還幫我揉肚子，非常周到。第二天我稍可行動，無意間發現牛天德悄悄趴在房頂上，用他包袱布晾曬「我」昨天吐出來和排泄出來的污穢物，而他正從哪些污穢物裡揀着指頭蛋大小的洋芋疙瘩往嘴裏塞。塞了幾坨洋芋，又從粘稠物邊緣掰了一塊已經凝固的，如同掰千層餅的一角……

另一則是王永興的故事，一天他白髮蒼蒼的老父母帶着他五歲的小兒子，他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又徒步走了一天幾十里路來夾邊溝探望他。相見無言，淚如雨下。父母在他鋪上坐了一夜，轉天就走了。父親說，原想多住一天，但沒想到這裏吃的這麼難腸，怕多住一天，三口人就要多吃兩斤糧，送來的糧食就被自己吃光了。父母給王永興帶了七八斤熟麵，五六斤蒸熟後曬乾的甜菜，還有一包煮熟後曬得半乾的狗肉。王永興僅憑宰狗一事就知道，父母所沒有說明的家中的情況，如果有糧食存着，誰忍心宰狗呀！而熟麵是啥好東西？也僅才帶來七八斤！——他沒有揭穿父母的謊言，他只是爲父母來到夾邊溝餓肚子而深爲不安。父母走時把路上吃的乾糧留給了他，而王永興沒有送父母，因爲他已經沒有走路的力氣了。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也是頑強的。有人餓死，有人爲了生命而改變成另一個人，他們都不應當被歌頌，也不應當被指責。作爲旁觀者，我們對這些「別人的苦難」至少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