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描摹讀這本書時的心情。

這感覺既像做醜事被抓住時的羞恥，又如同心之所欲者剛好被人奉上時的滿足與痛快，抑或是無法從著火的房間逃脫時的絕望與恐懼。或許當今世上只有中國人，才有可能讀出這種切膚的感受——別的人，有的尚在矇昧中，大多數已經脫離苦海，而我們，正躑躅於半夢半醒間。

但我必須要說，以上但強烈的難以名狀的情感衝擊幾乎只讀本書第一部時發生。通篇讀完後，我更願意把它當作「政治寓言」而不是文學來看待。

我并不相信我在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还相信，極權主義思想已經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識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試圖从这些極權主義思想出發，通過邏輯推理，引出其發現下去的必然結果。

喬治·奧維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出生於英屬印度北部與尼泊爾交界的比哈爾邦，父親是殖民政府下級官員，母親是有英法血統的緬甸木材商之女，其家境屬於「中產階級偏下(下層中產階級)，即沒有錢的中產家庭」。他曾任過幾年緬甸殖民警察的公差，也流浪歐洲，做過碼頭工人、教師、洗碗工等雜役。其來自殖民地卻又不富裕的背景難免讓他在英國受些歧視，而「社會上層階級」的身分與在伊頓公學學會的貴族口音也讓他很難被社會底層真正接納。不過這些經歷倒是讓他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奧維爾自己曾經提到「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

所以毫無疑問地，與海明威白求恩畢加索卡帕等等有志青年一樣，他在1936年加入「國際縱隊」，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的內戰。他在西班牙是上過前線的，直到被子彈打穿了喉嚨。更重要的是，他親身經歷了「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國際縱隊內部的權力鬥爭與清洗。在「反托派」的名義下，斯大林授意建立了不容反對的極權統治，殘酷清洗、消滅「異端」。奧維爾甚至在撤退到巴塞羅納之後仍遭到共和軍的追殺。他後來寫到：「西班牙內戰和1936年至1937年間發生的事件改變了態勢，此後我就知道我的立場如何。1936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西班牙內戰的經歷以及反法西斯戰爭的經歷，或許並沒有改變奧維爾的社會主義思想，但堅定了他反對斯大林式極權的決心。「在過去十年中，我一直確信，如果我們想使社會主義運動恢復生機，就必須得摧毀俄國神話。」這是1947年他在《動物莊園》烏克蘭版序言中的話。

講到這裏，應該可以解釋為什麼說《1984》與政治寓言更相稱。本書分成了三部，第一部描述「大洋國」的生態以及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的蠢蠢欲動，第二部描述了史密斯與茱莉亞的覺醒，並解構整個大洋國的政治邏輯，第三部則是史密斯與茱莉亞被大洋國的政治機器清洗、改造。如果按我的解讀，第一部與第二部寫的是（極權）政治如何影響人的行為甚至思想；第三部則是政治機器如何能影響甚至摧毀人性。

本書若沒有第二部中冗長的「戈斯坦因」的小冊子——《寡頭集體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以及本書的附錄《新話的原則》，則這部「寓言」可能失去政治的重量；但若沒有第三部中史密斯枯坐栗樹咖啡館以及與茱莉亞看似平淡地重逢這樣的結局——「在遮蔭的栗樹下，你出賣了我，我出賣了你」——這部小說則將失去文學的重量。

但即便如此，我認為這本書的文學份量也算不得很重。記得朱光潛還是誰說過一句話，可能也是轉述——好的作品沒有道德的目的，但卻有道德的影響。而這本寓言太看重目的了。我讀書時所受的情感衝擊，或許更多是來自於我們可悲的經驗吧。

讀前半部時我一直很想知道另外的「東亞國」與「歐亞國」會是什麼情況，當後面寫到他們其實與大洋國沆瀣一氣，相距不過五十步之遙，我看了感覺非常遺憾，心裏空落落的。後來再一想，覺得他可能是對的，頓時萬念俱灰。

另外，有些諷刺的是，在這本書之前，奧維爾個人寫作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動物莊園》在1944年寫成後，被四家出版社拒絕出版。一直到冷戰來臨。而據2007年9月4日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資料，因為被懷疑是共產主義者，奧維爾自1929年以來被軍情五處和倫敦警察廳特別科一直嚴密監控，直至1950年逝世。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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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及，在決定放棄原文讀中文版後，經過仔細比較，我最後選定了群言出版社由廖廣蓮翻譯的版本。在此致謝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