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應該聽過《笠翁對韻》吧?什麽,沒聽過,不看給小孩子的「蒙書」?那《肉蒲團》該聽過了吧?什麽,你很正經,沒看過「黃書」?好,那《閑情偶寄》、《芥子園畫譜》有沒有聽過?什麽,沒有那麽高的雅興,不看這麼文藝的書畫?好好好,那旅游時,總該聽過北京的半畝園、杭州的層園、南京的芥子園吧?
所有的這些——書的編寫,抑或是園林的設計——背後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李漁。
李漁字謫凡,號笠翁,明萬曆三十九[......]
十年浩劫之后,政治氣氛相對寬鬆,思想的禁錮也稍放開。小心的試探后,人們開始貪婪地享用語錄與樣板戲之外的各種精神食量,拼命補償錯過的光陰。那是新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
但創痛畢竟太深,作家們齊齊用文字舔舐傷口,控訴罪惡,反思國家民族之前途。雖然鄧總設計師評價說「哭哭啼啼,沒有出息」,但「傷痕文學」終究成了當時的主流文學思潮。隨之而來的「反思文學」雖然立意甚佳,但給文學賦予崇高的政治使命,終歸是烏鴉笑[......]
若對中國歷代政治制度與社會體制的真正模樣有所了解,而不只是聽信「兩千年封建專制」這樣的宣講,可知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曾有極大的優越性,至少從秦至明前仍然如此。
其主要在於郡縣制度以及文官制度。尤其文官制度,讓全國的知識分子以相對公平的方式被選入政府服務,直接參與實際政治,以其時代背景而已,似無更優之民主方案。文官制度之演變本身——即從「察舉孝廉」變至科舉「明經取士」——亦可反映制度對更加民主化的不斷[......]